围城的读书心得体会

　　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在《围城》中可谓是无处不有讽刺意味。《围城》的文化反省层面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但它不是“通过旧式知识分子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一、对宗教思想的嘲讽

　　(一)对基督教的讽刺

　　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它倡导宗教的献身精神。“十诫”中就有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他人财物等伦理准则。在文中，鲍小姐信基督教，但她明明犯了“十诫”中之“不可奸淫”之诫。鲍小姐已订婚，却在船上勾引方鸿渐，并发生了性关系。作者通过方鸿渐的心理道出了“信教在鲍小姐的行为上全没影响。”作为基督教徒的鲍小姐“行动不检”，无疑是对基督教的无情讽刺。还通过方鸿渐阐述学医者“救人的肉体”，而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病人们却怕死，逃不过一死，还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讽刺学医兼信教是“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这四个字更为作者对基督教的讽刺划上着重讽刺的符号。

　　(二)对佛教的讽刺

　　作者对佛教也取幽默调侃的态度。方鸿渐等人前往三闾大学途中路过金华时，借宿在“满是蚤虱的欧亚大旅社”。晚上周身发痒，无法入睡。“到后来，……学我佛如来舍身喂虎的榜样，尽那些蚤虱去受用。……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蚤虱吃个精光，收拾残骸剩肉还够成个人，可是并没有成佛”。虽是寥寥数语，却揭示出佛教像其他宗教一样，是睽离常识的，压抑人性的。像太太那样崇洋的人，起洋名字，说洋话，“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信佛，天天念十遍“白衣观世音咒”，不免滑稽可笑。

　　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讽刺

　　儒家思想确实存在至今仍闪光的智慧，但也应看到它的落后、消极的一面。《围城》中方豚翁与方鸿渐谈起婚娶之事时说：“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方鸿渐也说过：“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懒——”。通过方鸿渐的这句话点出了“女人有才便无德”、“无才便有德”。这无疑亦是传统道德中无法产生积极作用的腐朽观念。

　　三闾大学在商讨制订导师制时，李梅亭说：“中西文明国家都严于男女之防，师生恋爱是伤师道尊严的，万万要不得，为防患未然起见，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在写汪太太拒绝高松年聘请她到三闾大学做事时写了两点理由，其一是：“她知道这是男人的世界，女权那样发达的国家像英美，还只请男人去当上帝，只说He,不说She”。这些话指出在当时依旧风靡的“男女授受不亲”、“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方鸿渐、孙柔嘉二人婚后回家，“行礼的时候，……柔嘉直挺挺踏上毯子，毫无下拜的趋势，鸿渐跟她并肩三鞠躬完事”。方家老太太“嫌她衣服不够红，不像个新娘，尤其不赞成她脚上颜色不吉利的白皮鞋”，通过这一系列的鸿渐夫妇与方家上代在文化观念上的错位和冲突对传统的儒家礼制观念进行抨击与批判。

　　三、作者对传统哲学观念的抨击

　　方鸿渐打算弄张假文凭回去哄父亲和丈人，但转念一想“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作者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可是——记着，方鸿渐是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这席话，皮相地看。是针对方鸿渐的，事实上，也是对柏拉图、孔孟这些哲学圣人的嘲讽。作者还通过了赵辛楣的嘴说出了普通人对哲学的蔑视，“从我们干实际工作的人的眼光看来，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全没两样”。作者对哲学的讽刺还通过所谓的哲学家楮慎明来进行。褚慎明通过给外国哲学家写信恭维他们，获得了三四十封回信，并因此得以让一位爱才的阔官僚出资出洋“深造”。归国后得到了“哲学家”的头衔，“但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哲学家”与“神经病”在此巧妙地搭配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巧妙的讽刺。作者的讽刺矛头还指向哲学的基本观念——真理观。鲍小姐很放荡，只穿抹胸和贴肉短裤，于是“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非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在南城，李梅亭和阿福对骂，作者以画龙点睛之笔写道：“反正谁的嗓子高，谁的话就是真理。”这两处的“真理”概念似乎都是信手拈来，但也反映出作者对中外传统的哲学真理观的怀疑和批判意识。

　　四、对传统学术的批判

　　作者在文中写方鸿渐在国外“由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时，又进一步写道，“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把国文比作“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这便是对传统文学的最大的讽刺。豚翁让儿子方鸿渐看一些《问字堂集》、《癸巳类稿》、《七经楼集》、《谈瀛录》之类的书，搜集演讲材料。“鸿渐一下午看得津津有味，识见大长，明白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进口的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地土性质和平，出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梅毒即是天花，来自西洋等等”。通过方鸿渐大长的见识的荒谬，指出了传统学术中的荒诞。

　　作者还通过方鸿渐、苏文纨、董斜川谈诗的方式，批判了旧诗和近体诗。赵辛楣在给方鸿渐的信上落上董斜川想出来的“鸿渐同情兄”，方鸿渐看后“疑团百出”，与赵辛楣见面后方知是“同跟一个先生念书的叫‘同师兄弟’，同一个学校叫‘同学’，同有一个情人的该叫‘同情”’。董斜川的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又为文中对传统文化的讽刺施了一臂之力。

　　钱钟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文化思潮有很深把握的现代作家，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给予客观的观照。前面所述的《围城》中对传统文化的种种讽刺，写尽了20世纪30年代末的中国在文化、价值方面的断裂、错位、颠倒与冲突。小说展示了传统对于现代中国自我围困的主题，辛辣地述说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对传统文化的讽刺中，《围城》所着重揭示的是中国传统的保守、顽固、强大，以及它如何浸透了社会心理的一切方面，使历史停步不前。在《围城》中钱钟书把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对知识者的精神腐蚀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