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于我而言，是一种审“苦”。这种审苦，像一位评论家形容波德莱尔的写作状态：他躺在玄色的石板上，拿着明晃晃的刀子给自己解剖。不同的地方是我左手持镜、右手持刀；最后发现刀是钝的、身躯是虚空的。
“我”在石板上铭肌镂骨地“观”着。镜子呢？镜子还是镜子。我从小人书开始“读书”生涯。村里的大小孩，从初中学校借回小人书。有些大小孩还爬到老师家或供销社里去偷小人书。借回来的第二天就要还，于是一本小人书在村里轮流读到天明，轮不着的干瞪眼。读小学的我放学回家，主要任务是放牛，读小人书的机会比其他人多。当时用得最多的一个短语，可能就是“改革的春风”。在这“春风”中，我感觉到了父辈们一生的“悲惨”。这种“悲惨”感越来越强烈，最后成了未成年的我关注农村一草一木惟一的“眼”。读高中时，我拼命地思考农民的命运。读的书越多，越深入，越感觉到世界的广大、知识的无涯、思考的无穷，而人在其中的命运也越切近，越飘渺。我不知不觉走上抽象之路。当年的“农村之思”远了，“人的命运”这个维度却刻骨铭心了。为何读书？我说不清楚，因为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读书已经是存在本身。但我知道：我读书之所及，无不是“人的命运”，人在盐米油酱醋中的命运，在世界中的命运，在人类中的命运。我关于人的命运的关注就这样地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地展开了。
我信奉叔本华的理论：喜欢阅读一目了然的书的人是懒惰的人，只有阅读那些需要自己反复思考才能明白的书的人，才是真正读书的人。我认为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没有比较艰深著作的民族是不深刻的民族。真正的艰深，不是因为它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是因为它直面世界本身的复杂。我的阅读也是如此。我喜欢阅读艰深的著作。在阅读中我强调想象和联想。再抽象的理论表述，在进行思辨理解的同时，我把它还原成日常生活的图景。有些只需要现成的联想，有些需要想象的构造。我一直认为，无法进入抽象概念的人是缺乏想象的人；缺乏想象的人如果自认为理解抽象概念，这个概念在他那里也已经是一个死的东西了，既没有联结能力，也没有生成能力。
阅读是抽象的，关于命运的感受是具体的。在抽象阅读和现实感受中，我明白自身观念的命运。我们生长在改革年代，但在接受现成的非个人化的观念里长大。许多教育和观念已经深入到生理反应中去。我不得不四面突围。人不能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在自圆其说的内部突围中，惟一的途径是自觉引入差异。遇到能够自己感受和观点的事物固然高兴，遇到不同的甚至否定的事物，我更加高兴。我称之为差异阅读法。我很少单纯地阅读一本书，或者一种观点。我总会同时将观点不同的许多书放在一起读。我越信服某种观点或某本书，我越要寻找不同的书来辩论。
读书不是为了解释“文本”，而是为了理解“事物”或者说“世界”。辨证一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在“世界”中的命运。我用是否“知言”和“知事物”来评价学者和书。一旦“文本”在阅读中成为“事物之本身”，阅读就进了高境界。换言之，只能见到“人在盐米油酱醋中的命运”的人是“幸福”的人。审“苦”的阅读可能使人更加超然，也可能让人日日在黑暗中静默。
这与其说是读书观，不如说是展开一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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