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富兰博客(1)新世纪以来我国的都市文化研究综述

【关键词】新世纪；都市文化；研究综述

一、2000—2010年我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宏观背景分析

2000年之后，国家颁布了大量的城市建设政策文件，城市建设的步伐迅速加快，都市文化的建设也迅速上升到国家层次，相应的，学术界对都市文化的研究也迅速热门起来。为全面了解2000年之后，我国学术界对“都市文化”问题的研究状况，笔者以“都市文化”为题名关键词，对中国期刊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进行了全面的“精确”式搜索。共获得365篇相关论文。并且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查找得到40本相关学术著作。

经学者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是在“乡土中国”躯壳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的都市和城镇。从城市化率的角度看年新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而2007年已达到44.9%。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城市化进程还远未结束。西方学者曾预言，美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表示，我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还会持续30到35年。这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化进程仍将是影响中国与世界未来的重要因素。与新中国城市化同时，已持续200多年的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在世纪中期以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被学界冠以“城市群”、“都市圈”、“大都市圈”、“大都市带”、“大都市连绵区”的

1都市化进程（MetlropolitanizationAdvancement）［1］。

都市化进程是城市化进程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特点是“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凭借优越的城市环境与人才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新技术、完善的服务体系和文化资本，取代了人口流动相对平缓、空间流量相对均衡、社会变化相对缓慢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并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影响世界环境和人类发展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2]。

都市中的“文化”是无处不在的，从城市景观到市民的盘中餐无一不渗透着浓烈的都市文化元素。都市文化研究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通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我国新世纪以来的都市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中国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占有这些素材并且对它进行深入的创造性分析，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理论的重要基础。2000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对都市文化这个当代学术热点问题展开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对极具审美内涵和文化趣味的饮食、旅游、音乐、建筑、语言等文化现象的研究；也有对历史、经济、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凝重阐述。等等。下面我们对这365篇文献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二、2000—2010年我国都市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综述（一)都市文化概念的界定

学术界中要想对某一学科进行研究，首先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对关键词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在新世纪以来的各种以“都市文化/城市文化”为名的研究/言谈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专家对都市文化概念及其含义的相互角逐、彼此激荡。曾军从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学术这四个角度进行了初探[3]。但是，在面对具体的都市文化问题时，上述专业领域的学科界限其实并不重要而且已经更多地在观念、方法的层面上彼此渗透了。学者在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对都市文化概念进行界定。那么对都市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的主要观念如下：

文化模式说。认为都市文化是一种与城镇或中小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刘士林认为:“形成于都市这个特殊的人类生活空间、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都市文化直接表现为一种与城镇或中小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从逻辑分析上讲，西方城市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主要划分为道德、科学与人文三种语境。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术渊源上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有密切关联。[4]依赖说。认为都市文化是依赖于其他精神、文化而存在的。鲍宗豪认为都市

2文化依赖于民族文化精神，而且都市文化必须要有主体，如果无主体就失去价值和存在的必要。其中他又将都市文化分为都市金融文化和都市社区文化。他认为都市金融文化广义上是指人类社会在金融领域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是指社会金融领域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都市社区文化建设为具有不同观念、思维方式、地域习俗、生活习惯的居民之间的交流、沟通，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和渠道。都市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社区居民的互尊互助，增强社区的认同感。[5]历史延续说。认为都市文化是从古代的朝都文化延续至今的。孙逊对江南都市文化进行了梳理和界定。他认为江南都市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末年的吴越文化，“阖闾大城”和“山阴大城”的兴建开启了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新纪元；从魏晋南北朝至宋代为江南都市文化的发展期，其中“晋室南迁”和“宋王朝南渡”给江南都市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明清则为江南都市文化的繁荣期它奠定了今天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基础和基本格局。近代以来，随着上海的崛起，使最早发端于绘画和戏剧的海派文化的地位迅速上升，形成了早期海派文化市民性、商业性和包容性的鲜明特征，并进而辐射和引领了江南都市文化。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之间空间距离的拉近，上海文化和江南都市文化更紧密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以日韩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以港台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外文化和以江南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本土文化等四大板块，凸显了江南都市文化版图多元构成的局面，并为江南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持。[6]决定因素说。认为都市文化是决定城市发展的因素之一。饶会林对城市文化进行界定和描述。他认为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发展快慢、城市管理优良可劣的最后决定性因素。或者可以这样说，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和城市文化是互相作用，决定城市发展的三要素；城市发展的研究序列应该依次是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文化这样三个由浅入深的层次。因此，必然会最终形成这样三足鼎立的城市学科，即: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和城市文化学。研究城市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提升城市文化与发展城市经济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同时也是传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我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的大事。[7]伦理说。认为都市文化是一种“经济新伦理”。严明提出了都市新文化的概念。他认为都市新文化指的是经济基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在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都市，人们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经济行为和人际关系的交往准则和规范发生新的变化，产生新的范式，而形成的思想文化现象。这种都市新文化已被理论界概括为“经济新伦理”。它的表现形态主要是与经济变化密切相关的“市场伦理”、“职业伦理”、“企业伦理”、“消费伦理”等，一部

3分是从传统文化观念发展而来，而相当一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成的。[8]（二)都市文化研究的兴起、意义、方法

都市文化的兴起反映了都市文化研究的源头和缘由。都市文化研究的意义是学者进行都市文化研究都要考虑的问题，否则都市文化研究将成为纸上谈兵，没有实际意义。都市文化研究的方法是对都市文化研究的角度、思想、可行性等方面的探讨，只有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够事半功倍找到隐藏在都市文化现象背后的实质。

刘士林从城市化进程及其特点谈起，追溯了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及近年都市文化研究的成果，阐发了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探讨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本质[9]。他指出在都市文化研究中存在着道德、科学与人文三种研究语境，认为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术渊源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有密切的关联[10]。在实践意义上，刘士林指出:都市文化研究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的是:在迅速的都市化进程中如何减少人自身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生存。其意义在于对都市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孙逊从学科承继的角度指出，都市文化研究源起于都市研究和文化研究，但促使都市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的，并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源自现实社会发展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11]。他认为都市文化研究的兴起是缘于经济发展后我国社会和城市发展的需要，是为了弥补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在理论模式上的不足，是为了满足广大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学术自身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孙逊观照都市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认为当代意义上的都市文化研究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其影响力辐射力也越来越强大，都市文化研究正是要客观地描述这种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巨大影响[12]。都市文化的研究需要做的就是客观的描述发生的客观现象，深刻地探讨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刘士林提出将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思想作为研究都市文化的总方法论，认为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既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也是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对它的研究与阐释，不仅是了解人类都市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有助于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更深入地认识城市的本质[13]。另一方面，还着力阐释了马克思城市社会理论对中国都市文化学建设的重要意义与途径。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提供了最深刻的价值理念。[14]吴福辉认为过去都市的标本取样，多半偏于精英知识分子的视角，却缺乏自下而上研究都市的眼光，要注意收集研究中下层市民的材料。[15]4综上所知，专门探讨都市文化研究方法的文献并不多，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方法应该具有多样性，以适当的方法深入地研究都市文化，对都市文化建设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都市文化研究的结构框架、理论基础由于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起步较晚，如何界定作为一门学科的都市文化学，如何思考其理论框架及其理论基础，成为学者们斟酌的问题。

都市文化研究的结构框架。在学科框架的层面上，刘士林认为都市文化学的基本结构要素主要有五：一是“都市”。这是都市文化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必须依托的“物质条件”或“社会基础”。二是“都市文化”。在其最高环节上，都市文化即当代国际化大都市特有的文化模式。三是“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这是都市文化在当代世界中的典范形态与集中表现。四是“都市文学艺术”。这是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最直接、最重要的感性表现形态。五是“都市社会”。这属于“外部研究”，是理论解释、批判现实的自然延展。在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在价值理念上，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个人”理论是研究都市文化最重要的哲学基础。[16]都市研究的多重视野。高小康认为都市研究具有多重视野，包括建筑学视野、城市规划研究视野、城市社会学视野、都市文化学的整合视野等。另外，他认为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应包含:当代都市的规模特征、都市形象、都市生活方式与市民理想、当代都市的城市精神这四个方面。[17]都市文化原理。从2006年起，刘士林等开始着手编写了《都市文化原理》教材，分为五编十八章，包括都市、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都市文学和艺术、社会的都市化五大板块，其中又包含都市的定义、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状、西方城市的历史与现状、都市文化的概念、都市文化的类型及其演进、都市文化研究的多重视野、都市文化研究的马克思哲学基础、中西都市文学、当代都市文学、都市艺术、都市批评、社会的都市化及其问题、都市形象与城市精神等具体问题的探讨[18]，可谓都市文化研究的百科全书。钱文亮从都市文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探讨，对都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异同、都市文化研究的中国化、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和都市文化的价值设定或精神品格进行了探讨。[19]都市文化研究的两个基本范式。曾军认为在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中有两个基本的范式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人文主义范式，一个是科学主义范式。当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时，都市文化的科学主义范式并未与之同步展开，对之作出积极回应的是来自文学艺术

5和人文学术领域里的人文主义范式。20世纪90年代末新世纪初，以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带和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日渐成形，都市文化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刺激了都市文化研究科学主义范式的兴起。但是，这两大范式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境。这两大范式的研究也应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四)中外都市文化比较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中外都市文化比较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苏智良认为上海、东京有着相似的近代化历程，在西风东渐的时代，上海稍占领先；而战争的破坏、战后的混乱与僵化的计划经济，使上海的现代化事业出现曲折和慢行，东京则在战后高速发展东京的优势是有着半个世纪的积累，金融发达，国民具有良好的素质，曾是亚洲城市现代化的表率上海应该借鉴东京经验

[20]。上海和东京有着相似的近代化历程，却有着不一样的都市发展和都市氛围，

这其中的差别更多的则是都市文化的差异导致的。

杨剑龙对上海、首尔两个都市的文化作了比较分析，在追溯了彼此交往的历史脉络之后，从城市地理学的视域，阐发了“平原性都市、港埠性城市的上海”与作为“盆地性都市、政治性城市的首尔”之间的文化差异：“历史古都首尔蕴蓄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现代都市上海充满着浓郁的现代文化色彩；首尔在发展儒家文化中注重民俗文化的弘扬，上海在关注西方文化中强调现代精神的汲取；政治中心的首尔呈现出大韩民族的执著与倔强，经济都市的上海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宽容与机智”[21]。首尔，这个后来居上的韩国都市文化我们应该加强研究。

陈保平将上海和香港的都市文化进行对照，从地域、人员构成、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两者因西方殖民文化不同影响而产生的民族主体性、文化特色、文化功能等差异，展现了香港、上海的殊异特色，探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沪港在市民文化、出版文化等方面的相通性，提出了双方互补的可能性。上海和香港作为中国人抹不去的“都市情结”的象征，更多的是孕育在其中的“上海文化”、“香港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

严明对东亚的都市进行了比较，认为目前我国主要有三大城市圈，分别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圈，以香港、广州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圈，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塘城市圈。韩国主要有以首尔及釜山为龙头的两大都市圈，走的是一条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使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城市化道路。日本城市化的特点是政府始终进行规划引导，而且在开发大都市过程中十分珍惜土地资源，尽量多地保留森林植被面积。越南现有大城市2个，即北部的河内和南部的胡志明市。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城市规划，新加坡已经形成了由规划

6法令、概念蓝图及发展指导蓝图组成的较为全面完整的规划编制体系。[22]这项对东亚不同国家都市的研究能够看出东亚的都市发展情况和历史进程，对我国的都市文化研究以及都市文化战略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此外，陈恒从社会进程、理论渊源、学科发展等方面论述城市史学产生的内在逻辑，从期刊、研究组织、研究主题、城市史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论述城市史学的蓬勃发展。[23]对都市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其他相关重要理论

城市功能性界说。程相占认为透过歧义纷纭的城市定义，可以从城市与人类文化关系的角度为城市进行一个功能性界说：城市是人类在一定地理区域中、以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基础而建造的、非农业异质性人口高度密集的文化生产、贮存和传播中心。城市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重要学术问题，西美尔、芝加哥学派、芒福德等学者对此都有相关研究，可以作为国内城市文化研究的基础。城市带的大量出现是20世纪城市发展的突出特点，以城市带为主要载体的城市文化模式已经成为当代主导性文化生产模式；因此城市文化研究最有利于探索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文明前景，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提供人文学术参照。[24]城市文化和生态城市。贺善侃对城市文化和生态城市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城市文化的建设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基础，建设生态城市，必须确立三种城市生态理念：一是和谐理念，这是建设生态城市的核心理念；二是节约理念，这是建设生态城市的核心价值观；三是绿色消费理念，这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基础。[25]要建设和谐城市，生态城市，相应地就必须建立起“和谐都市文化”、“生态都市文化”的概念和意识。

全球性、地域性和都市文化探究。包亚明对全球性、地域性和都市文化进行了探究，认为，“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像。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全球性和地域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看成是一体的，然而我们仍然不应该忽视全球性与地域性问题在当代中国的某种内在紧张：地域性知识往往通过强调日常生活的权利来对抗资本与民族国家等的抽象要求。另外，他对“上海精神”也进行了讨论。[26]全球性、地域性和都市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现象必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都市文化研究的误区。陈占彪认为我国都市文化研究存在着一个误区即:现代都市的形成和发达已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化研究发展与繁荣的一个条件。然而我们却忽视了中国都市现代化转型的不平衡性(横向来看)和不彻底性(纵向来看)，

7加之域外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文化研究起步伊始遮罩太强，使得我们的都市文化研究忽视了与之相对举的乡野文化，进而导致了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等同于西方都市文化研究的研究格局，而这又恰恰限制了“本土”文化研究理论的创新。[27]有误区就要去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中国自己解决，“有中国特色”的的都市，就应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

都市民俗。对都市民俗的研究首推民俗学者仲富兰。他主要以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为研究标本，对上海的开埠地文化内涵及其民俗流变进行了追溯，发出了“乘世博东风:发展上海民俗文化产业”的呐喊，认为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为展示上海城市空间和城市文明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如何彰显上海本地的民俗文化，凸显上海民俗文化产业的原创性内涵与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28]1991年，他就认为浦东开放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加强民俗文化的研究必然会促进上海经济的振兴。[29]2004年，在上海进行浦东开发的过程中他又重申要把浦东文化与民俗资源开发联系在一起，认为在浦东开发过程中，对上海民俗文化要扬弃、要重建，从而完成整个上海人的观念更新和市民素质的提高。[30]另外，还有其他学者也对都市民俗进行了研究，如:张劲(1994)对城市民俗研究进行了初议；陶思炎对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进行了比较，讨论了都市民俗学体系与都市民俗资源保护的问题，并且认为都市民俗学应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包括对对象论、价值论、应用论等内外部规律，要进行理论思考；王俊奇对唐宋都市民俗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进行了研究；马鹏飞等人对虚拟现实技术在村镇民俗旅游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段福洲等人则设计了村镇民俗旅游景观三维可视化方案；黄志凌则对城市民俗文化创新与转型进行了思考；吴静瑾对清中后期吴地的城市民俗进行了研究；陈华文对宋代城市民俗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探究；艾萍对上海都市民俗特征进行了初探；谢弥丽对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民俗描写进行了研究；李扬对中日两国都市民俗文化研究进行了比较；汤颖对影像视野下的都市民俗进行了反思；许连军则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都市民俗研究对象的变迁；姜又春从一项都市民俗志的调查研究中对传统商镇的行业信仰、禁忌与语言进行了分析；陈志勤则以中国蟋蟀文化为素材，对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都市民俗文化的扩大与发展进行了探究；邵宇、邱扶东等则探讨了都市民俗旅游的问题；刘宁波对北京的都市民俗文化的复合性进行了探讨；克力木江•买买提对维吾尔的都市民俗进行了研究；高小康则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都市民俗的问题。总之，近年来，我国学者对都市民俗的研究也比较火热。

三、2000—2010年我国都市文化研究文献著作分组分析

8（一)按学科类别分类

一项研究所涉及到的学科类别反映了这项研究的跨学科性以及在多学科中的影响程度。新世纪以来，我国的都市文化研究总共涉及47个学科类别，涉及最多的学科是文化、中国文学、旅游、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社会学及统计学、新闻与传媒、文化经济、出版、高等教育、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建筑科学与工程、中国共产党、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音乐舞蹈、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等，下面对都市文化研究涉及学科类别最多的十大学科类别进行统计分析。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都市文化的研究涉及最多的十大学科类别共有文献319篇，约占总数(365篇)的87.4%，其中从文化这个学科类别加以研究的最多，有137篇，约占总数的37.5%；其次是中国文学，约占总数的。其他涉及到比较少的学科类别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哲学、文艺理论等。

(二)按中文关键词分组

某一项研究的中文关键词出现情况，反映了这项研究所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主要主题是什么，反映了学术界对这项研究的关注点。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都市文化研究出现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是：都市文化、上海、现代性、都市、都市文化研究、都市文学等等，其他主要高频词汇还有全球化、城市文化、城市化、都市空间等。

对于“都市文化”这一最高频度关键词，我们可以用刚刚过去的全球传播论坛来说明全球学者对这一关键词的热爱。2010年9月29-30日，由中国上海世博会上海馆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美国普渡大学传播系、国际传播学会等共同举办，主题为“e时代的全球都市——传播设计•创意”的“2010第四届全球传播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其中多位学者在“2010第四届全球传播论坛•都市文化专场”上展开了讨论。下面就以主要学者的观点进行综述。

刘士林认为“文化城市”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实践方式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空间重建与社会进步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20世纪以来，我们的城市经历了政治城市、经济城市与文化城市(2005年以来，以“宜居指数”、“生态指数”、“幸福指数”等城市发展观的提出为标志)三种城市化模式。而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城市文明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文化城市”将必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更高目标与创新模式。

曾军教授则对世博的文化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世博对于中国元素、上海文化形象的锻造与传播，不仅仅限于上海世博园5.28平方公里的园区。可以说，

9从2006年开始广为传播的世博宣传片，就成为宣传展示上海世博的重要手段。此后，从上海世博的选址、规划，到中国馆及各省市馆的设计、推广，各种各样有关上海世博的主题活动，志愿者的行动，上海市民的参与等等，都参与了这整个形象与文化传播力的建构。他认为，无论是在世博期间，还是在更长远的未来，文化元素如何选择与组合，如何体现文化本身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品性，如何在文化形象的建构方面，处理好中国性与地方性之间的矛盾，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类似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都回避不了的课题。在对于“文化元素给谁看”的问题上，他认为:就以上海世博会为例，中国游客仍是理所当然的参观主体。这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难题:如何在向世界说明好中国的同时，给我们中国国民本身以文化上的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一个文化，如何用非本土化的方法以至全球化的视野与审美取向来表达本土的文化这在学理上引发的争议至今仍然非常大。这需要中外学者做持续的细究与探索。[31]另外，我们再深度分析一下图2中的关键词我们发现作为都市文化研究的经典案例城市依次是上海、纽约、首尔。把上海作为我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典范城市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由于我国都市化进程最快、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二是因为我国对都市文化进行研究的学术阵地主要在上海，主要有上海师范大学团队和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创新基地；三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受国际都市研究的影响也比较大。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世界都市文化比较，大多以上海为中心和媒介展开，近年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先后举行了“上海、首尔都市文化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上海、东京城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等国际学术会议，并汇编出版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上海与东京》。[32]作为我国都市文化研究最前沿的先锋队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团队近年来和韩国的学术交流也比较密切。

复旦大学与加拿大约克大学举办了“上海—多伦多城市文化会议”(2006年)。这些文化交流活动，拓展了都市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规模。

我国学术界对纽约的都市研究一直比较热烈是因为国际都市化的核心就在美国纽约地区，所以要了解中国的都市化，就必须了解都市化的发源地。我国对首尔的都市文化研究也成为高频关键词，一是因为韩国作为后起之秀，在新世纪以来都市化进程也越来越快，首尔作为韩国的“上海”，都市文化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所以选择它作为案例亚洲地区都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不止是首尔，为什么单单首尔成为高频关键词呢?这与上面我们所说的我国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各高校与韩国的密切交流有一定关系。

但是在分析这些关键词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在都市文化研究中本应出现的高频词汇，却很少有人“问津”，受到的关注度不够，说明学者对这

10方面的研究还不够重视。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关键词本应成为都市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所以今后都市文化的研究应该逐渐关注这些关键词，关注这些关键词背后的都市文化现象和问题。

（三)按研究层次划分研究层次反映了某一项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科学层面来研究还是从自然科学层次来研究，反映了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层面。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社会科学层次方面的基础研究、行业指导、政策研究这三个层次，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都市文化研究就应该从这几个层次出发，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从自然科学的层次来研究都市文化的文献过少，从社科层次进行的高级科普过少，从自科层次进行的政策研究较少大众科普也比较少。我们知道都市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很多人对都市文化还是没有概念的，而都市文化的建设对构建和谐都市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下一步研究工作中，我们应加强都市文化的高级科普和大众科普知识教育。都市文化虽然从字面上看属于社科的多，但是都市文化是孕育在都市化的进程中，而都市化的过程更多的则是工程技术、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层次方面的参与所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研究都市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研究都市政策也将别有收获。

（四)按文献作者和作者单位来分

文献作者情况统计能够看出某一项研究的核心作者有哪些，便于学术界的人能够把握住核心作者的研究方向，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作者单位则反映了哪些高校和机构是这一项研究额学术阵地便于学术交流和向这些学术阵地靠拢。

我们只是用“都市文化”这一检索词进行检索，发现新世纪以来，对都市文化研究最多产的学者是刘士林教授，并且由于其工作单位的转移，而影响了三个都市文化研究阵地，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阵地；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阵地；上海交通大学阵地。下面我们来做一图表进行直观的统计分析。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最多产的学者是刘士林教授，我现在所进行的统计分析只是狭义上的，以“都市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研究分析，如果从广义上去统计都市文化研究文献的话，刘士林教授这十年间对都市文化的研究远远不止74篇。其次比较多产的学者是华东理工大学的鲍宗豪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杨剑龙教授、上海大学的曾军教授、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等。另外，李欧梵、姜进、吴果中、张泽群等也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虽然他们在这十年间所作论文不多，但都著书立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是都市文化研究的核心学者。下面我们对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分析。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对都市文化进行研究的主要阵地是上海师范大学、华

11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上海地区的高校和社科院，其中，随着都市文化学学科带头人之一的刘士林教授转入上海交通大学任教，都市文化的主要研究阵地也将逐渐转入上海交通大学。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都市文化的研究中心主要在上海而且上海影响其周边省份，逐渐形成“江浙沪都市文化研究圈”，而都市化进程也比较快的北京市和广东省，研究机构比较少，在北京仅有中国传媒大学比较重视都市文化研究，在广东仅有中山大学重视。我们知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有文化产业基地，然而却对文化产业中的都市文化几乎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由于在我国这两所大学的特殊意义以及北京市都市文化的繁荣灿烂，而背后若无这两所高校参与研究都市文化，则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笔者呼吁这两所高校能够重视起都市文化的重要作用，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在随后的都市文化研究中，期望其他省份能够向上海学习，以一个主要阵地向其他兄弟学校和周边省份辐射、影响，形成都市文化研究团队，这样才能够更全面地对都市文化进行研究，也能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都市文化的和谐建设。

（五)从文献出版来源来分析

文献出版来源反应了研究这一学科的主要核心期刊是什么。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都市文化研究的主要核心期刊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学评论、社会科学报、学术月刊、求是月刊。除此之外，从广义上来定义文献出版来源的话，还包括年鉴，所以我们对年鉴上有关都市文化的研究也进行了统计，发现都市文化研究的另一核心期刊就是年鉴，包括中国图书年鉴、北京崇文年鉴、中国文学年鉴、上海文化年鉴等。

但是我们知道学术界对某一学科的研究主要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而不是年鉴上，我们发现专门的都市文化研究期刊少之又少，可喜可贺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的刘士林教授主办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期刊，它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办、专门从事都市文化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高端学术集刊。它的定位是:凝聚学术资源，精研学理问题，扶持学术创新，推动学科建设，关注城市发展，引领时代思潮。其所设栏目有:“都市化进程”、“都市文化理论与政策”、“世界都市文化研究”、“城市文化战略与管理”、“都市文化经济”、“中国都市圈与区域战略”、“都市精神与形象”、“城市文化叙事”、“都市文化史”、“都市茶话”等。我们可以预测今后都市文化研究的主要核心期刊将是“中国都市文化研究”这一专门的期刊。

（六)按研究获得资助来分析

研究获得资助情况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这一学科研究的重视程度以及这一学科研究在社会上所受的重视程度。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365篇文献中，只有23篇文献获得了资助，其中12

12篇文献获得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基金，7篇文献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新世纪以来都市文化的研究没有得到国家和地方的足够重视，很多大的都市文化研究项目就因为资金的短缺而无法正常开展，希望以后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都市文化重要性的深入人心，国家和地方能够充分重视到都市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而加大都市文化研究资助力度。

（七)按发表年份来分析

发表年份统计能够反映出某一项研究的时间阶段变化，能够从学术阶段的划分中找到其背后的实践原因，便于将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对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2003年为都市文化研究平稳期；2004年-2006年为都市文化研究高速增长期；2007年-2010年为都市文化研究自觉期。步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都市文化的研究比较平稳，但从2004年开始逐年增长到2006年达到研究的最高峰，这让我们禁不住想要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以我个人之探究，则认为2000年-2003年中国的都市化进程稳步推进，2004年-2006年，中国的都市化程度达到了最好的程度，都市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都市文化现象开始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学者面前，于是学者们对都市文化的研究也就处于高涨期，从2007年起，都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人们的都市生活，都市化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都市化同步的都市文化自然而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学者们在这一时期对都市文化的研究大都是出于自觉研究的惯性所致，处于都市文化研究的自觉期。展望未来，我们能够看到，随着都市文化的呈现形式多样化以及都市文化学科的成熟建立，我国对都市文化的研究也将逐年增加，质量上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八)都市文化著作情况

某一学科的著作情况反映了这一学科研究的成熟度和影响力程度。目前我国有关都市文化的著作也比较多。有都市文化著作的学者一般是都市文化研究方面的核心学者，主要有刘士林、鲍宗豪、贺善侃、李欧梵、奚洁人、田蔚风、周建渝、包亚明、孙逊、薛毅、贾明、姜进、杨剑龙、饶会林、冯骥才、李今、王国荣、仲富兰等。著作涉及到的都市文化主题主要有:文明与后现代亚太都市；国际大都市文化；上海新都市文化；美国城市文化史；世界城市文化；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都市空间；都市文化与教育；都市文学；中外城市文化比较等。

综上所述，展望未来，我们在下一步的都市文化研究工作中，不但应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强度和深度，而且更应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资源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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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摄影为人民日报•国际金融报记者夏云鹏仲富兰

2013年7月9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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