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再探《哈姆雷特》之悲剧

摘要：若干世纪以来，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既充满矛盾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人们心中一直有着魔力般的力量，全世界的学者和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不断地从中发掘出新的价值。如复仇是该剧的主线，而主人公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却不断延缓，最终，终于行动，却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悲剧。对于悲剧的原因，学者们各抒己见，至今也还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将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再探哈姆雷特悲剧的原因。

关键词:《哈姆雷特》；精神分析学；悲剧

从《哈姆雷特》悲剧出世并流行了一百几十年后的18世纪中叶起，特别是在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开始陆续提出关于哈姆雷特的诸如延宕问题、软弱问题、装疯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又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哈姆雷特的悲剧问题。学者和批评家们从各个方面去解释，各抒己见，至今尚无定论，而精神分析学又是如何看待哈姆雷特之悲剧的呢？

一、“俄狄浦斯情结”导致王子的悲剧

《哈姆雷特》以丹麦王驾崩情节开始，老王的兄弟克劳狄斯服丧未满就迫不及待地娶其兄嫂并继承王位。这时守夜卫兵看见老国王幽魂出现，并告知哈姆雷特。通过与幽魂对话，他获知了叔父谋害父亲的真相。目睹父亡母嫁变故的哈姆雷特感到非常愤怒和忧郁，下决心实施复仇计划。随着剧情的发展，人们看到复仇机会一次次到来而主人公却屡屡放弃，直到最后一刻哈姆雷特才拔剑刺死仇人，也昭示着悲剧的告终。

是什么导致王子的悲剧？弗洛伊德看来，《哈姆雷特》悲剧的基础就在于哈姆雷特在完成其父所交代的复仇任务时的那种忧郁不决的态度。但剧本并没有解释哈姆雷特为何忧豫不决的原因和动机。有些学者认为，这来自于王子的延宕的性格，而在精神分析学派看来，他们坚决持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戏剧的情节告诉我们，哈姆雷特根本不是代表一个没有任何行动的人”。[1]我们看到了他在两个场合的行动。第一次是一怒之下，用剑刺穿了挂毯后面的窃听者；另一次，他怀着文艺复兴时期王子的全部冷酷，在预谋甚至使用诡计的情况下，让两个设计谋害他的朝臣去送死。这就说明，哈姆雷特还是有决断力的，而不是犹豫不决的人。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碍着这位年轻的王子去完成其父交给他的任务呢？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何为“俄狄浦斯情结”？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在儿童时期原来就表现出雌雄两性的特征，换句话说，一个男孩儿不仅怀有对父亲的又爱又恨这两种相反的情感，以及将母亲看做自己所选择的亲爱的对象，而且，同时还会像一个女孩一样以女性的亲热态度对待父亲，并对母亲怀有相应的妒忌和敌意。”[2]也就是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妒父”（杀父娶母）；消极的俄狄浦斯情结则表现为男性敌视女性。而导致哈姆雷特悲剧的“俄狄浦斯情结”则属于积极地俄狄浦斯情结。哈姆利特可以去做任何事情，但就是不能对那位曾经杀死父亲篡夺王位并与他母亲结婚的人进行报复，当他下定决心报复时，竟然犹豫不决了，准备工作做得那样拖拉草率，内心斗争又如此激烈，第一，立即实施复仇；第二，“忍着吧，忍着吧，我的心！我的全身的筋骨，不要一下子就变衰老，支持着我的身体呀！”[3]“要进行一次奇特的报仇部属”[3]以至于几次险些使计划落空。最后，虽杀死了父亲的仇敌克劳狄斯，但伴随着这一成功来临的却是母子双亡的悲剧性结局。这是因为哈姆雷特对母亲怀有乱伦的渴望并有杀死父亲的欲望。当克劳迪斯与其母亲发生乱伦关系时，

正是“这个人向他展示了自己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愿望的实现。这样，在他心里驱使他复仇的敌意，就被自我谴责和良心的顾虑所代替了，它告诉他，他实在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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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要惩罚的罪犯好多少。”哈姆雷特由于他自己类似的渴望而认为自己与克劳迪斯是一样的。对他来说，如果将克劳迪斯杀死，就等于无法容忍自己的存在，更何况此时此刻的克劳迪斯已娶了他的母亲，客观上已取代了其父亲的地位，也就是象征性地成为哈姆雷特的父亲。杀死克劳迪斯也就意味着杀死了父亲或犯了杀父之罪。正是哈姆雷特的这种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决定了他在企图杀死克劳迪斯的问题上“犹豫不定”。这种“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导致王子悲剧的根源。

二、精神变态导致王子的悲剧

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法对哈姆雷特的悲剧形象作了“无意识”意义上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典型的精神变态者。而作为精神变态者，他必定是要经历精神上的痛苦和磨难，而这种痛苦和磨难总是与某种具体的环境有关，换言之，精神变态者也是形成于一定的环境和条件。

在剧本开始时，哈姆雷特对世界、对人生、对生活有纯洁美好的想法。他觉得天地是一副大框架，天空是一层镶嵌了金黄色火点子的美丽的帐幕，而“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智慧，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4]然而这种肯定人的作用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矛盾。父亲惨死，父丧未满母亲改嫁，自己的王位被自己的亲叔叔篡夺，这种现实击溃了哈姆雷特的理想，也正是这种矛盾使他精神变态。

另一方面，国民们不知道老国王被暗杀事件的真相，这也导致他的复仇计划举步维艰。如果哈姆雷特贸然杀了新国王或是同归于尽，他将会被国民认定为是一个不忠的叛臣。同时国王的猝死也许会造成人民的恐慌，给国家带来新的危险和混乱。这也是他多思、敏感、聪慧和矛盾的心理。当他通过戏中戏的肯定克劳迪斯就是真凶并且装疯的办法奏效后，他有了一个能够一剑结果国王性命的机会，但在关键时刻，他选择了放弃，延缓了报仇的时间。因为他认为此时以这种方式杀死了国王，那就是对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所进行的卑鄙的暗杀活动，和克劳迪斯所干的勾当没有什么两样，也不是一个王子应采取的行动，同时，哈姆雷特也认为，这不是他复仇的真正目的，失去了复仇的意义。这种复仇与否的矛盾在他内心斗争，加重了他的精神变态。这种情况下，他一次又一次绝望的内心独白道出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奈，以及那种痛苦。

哈姆雷特又不得不考虑了那个一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因为哈姆雷特认为罪恶的最可怕的一种表现，就是人的毁灭。正值青春少年，对未来充满理想的哈姆雷特，被骤然而来的变故赋予一种使命——复仇，而伴随这种复仇的结果可能就是死亡。而面对死，他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要做到高贵，究竟是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呢，还是挺身反抗无边的苦恼，扫它个干净？”[5]这不难看出哈姆雷特在面对残酷的斗争时，在思想上有关于生与死的思想的矛盾和顾虑；要想保持原有的高贵和继续活下去，就得忍气吞声；要想挺身反抗就得去冒死亡的危险。这种坚强与软弱的斗争在他心中从未停止，进一步导致了他精神变态。

正是由于哈姆雷特面临着一项特殊的任务，才使这位丹麦王子精神变态——由正常人变成了精神病患者。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论述心里悲剧时说：“造成痛苦的斗争是在主角的心灵中进行着，这是一个不同冲动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束绝不是主角的消逝；这就是说：斗争必须在否定中结束。”[6]这就是说，哈

姆雷特内心的各种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复仇与否的矛盾；生与死问题的矛盾时刻在他心头萦绕，不停地斗争，致使他精神变态。而要想着一切结束，必须消失一种冲动，那么“引向苦难的情节正是在这些领域里以斗争的方式得到展开”[6]

,这也必然要导致悲剧。

三、作者意识导致王子的悲剧 琼斯认为，悲剧作品也是艺术家人格的反映，也是一种性冲动的符号和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关系密切，“哈姆雷特在童年对母亲怀有一种最热烈的爱，并且像通常那样，，包含了伪装起来的性质，在婴幼儿时期更是如此。”[7]关于这一点，王后在戏中，其形象富有性感就足以佐证。悲剧作品与悲剧作家的人格相联系，是符合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主张的。他也强调：悲剧作品能揭示悲剧作家的某种东西。琼斯在强调哈姆雷特早年恋母情结的基础上，明确地就哈姆雷特的形象提出了下述基本主张“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想象哈姆雷特的形象——他的行为、他的反思、他的情感。所有这些都产生于莎士比亚的内心而且明显地产生于他的内心最深处。因此，我们的研究现在必须朝那个方向进行下去。······我们必须探讨哈姆雷特的冲突与莎士比亚内心活动的关系。正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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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主张这个冲突是与莎士比亚自己内心一个类似冲突的回声。”也就是说，哈姆雷特这一形象正是莎士比亚内心自己的形象，也是莎士比亚的“本我”形象。

精神分析学派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包含着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和冲动，它不受逻辑、理性和社会习俗等因素的约束，按照“快乐原则”活动。“超我”，是人格结构的另一极。它是一种性冲动被压抑之后，经过某种转化或变形，通过“自我”监察向道德、宗教和审美理想形态的“升华”，是一种代表道德良心和理想意识，它按“至善原则”活动。“自我”，即意识层，它居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并对这二者进行调节，代表理性和判断，能清醒地正视现实，是一种受伦理原则所抑制的伪装了的本能，按“现实原则”活动。

其实，哈姆雷特在剧作中的冲突、矛盾也正是莎士比亚内心“本我”的冲突、矛盾。然而莎士比亚毕竟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其内心的“自我”告诉他，现实生活找不到取得成功的途径，所以，他的伟大的理性必然使哈姆雷特走向悲剧。

另外，在悲剧的目的方面，弗洛伊德说：“如果悲剧的目的是引起‘恐惧和怜悯’，并且起到‘净化情感’的作用，就像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那样，那么，我们可以更为详细地论述悲剧这一目的。我们会说，悲剧的目的在于打开我们情感生活中快乐和享受的源泉，恰像开玩笑或说笑话揭开了同样的源泉，揭开这样的源泉都是理性的活动所达不到的。毫无疑问，在这一方面，基本因素是通过‘发泄强烈的情感’来摆脱一个人自己感情的过程；随之而来的享受，一方面与彻底发泄所产生的安慰相和谐，另一方面无疑与伴随而来的性兴奋相对应，因为正如我们设想的那样，当一种感情被唤起的时候，性兴奋作为副产品出现，向人们提供了他们如此渴望的引发精神状态中潜能的感觉。成年人作为一个充满兴趣的观众在场景和戏剧中得到的东西正如孩子们在游戏中得到的东西，孩子们迟迟疑疑的希望（希望能做成年人能做的事情）在游戏中得到了满足。”[2]很显然，弗洛伊德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打开人们生活中的快乐享受的源泉，让所有的人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那么作为悲剧的作者，莎士比亚必然想使观众们在自己的剧作中充分享受快乐，所以，他也将设置一个悲剧的结局。

四、观众意识导致王子的悲剧

就观赏者而言，一般他们的经历都比较简单，相对于悲剧中的英雄的伟大，

他们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可怜。他们因此而长期默默无闻，但他们心中所久已存在的“野心”（属欲望范畴）“却让他处于世界性事件的中心”；“从而也很想根据自己的愿望去感觉去行动和处理事情”，总之，这个人也渴望着当一个伟人或英雄。悲剧作家和悲剧演员的目的正是在于通过让人以英雄自居而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让他从这种愿望的实现中去体验或享受快乐。而且，这种以“英雄”、“伟人”自居的快乐的获得，事先又不需要他付出任何艰难辛劳的代价（因为真正的“英雄”和“伟人”一般都是经历过某种艰难、复杂的人生斗争之路的，并且即使真成了“英雄”或“伟人”，也会有种种因为成了“英雄”或“伟人”之后的各种艰辛和困扰，如被人嫉妒、暗算、与人发生权力之争、名誉被人诋毁等等）。他可以在“幻觉”的基础上，即“本我”状态下，在不受任何危害的安全状态中，是原先被压抑的欲望得到满足。总之，“在这些情形中，他可以放心地享受作‘一个伟大人物’的快乐，毫不犹豫地释放那些被压抑的冲动，纵情向宗教、政治、社会性事件中的自由，在各种辉煌场面中的每一个‘发泄强烈的情感’，这些场面正是表现舞台上的生活的各个部分。”[8]悲剧的目的是让观众享受快乐，让人们享受伟大英雄人物的快乐。而当观众在尽情享受悲剧中快乐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本我”就会出现，这个“本我”让他们将自己当成英雄，代替英雄去经受磨难与痛苦，而作家设计这种悲剧的结局，就是将他们从“本我”的状态拉回现实中来，让观众的意识恢复正常。

精神分析法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悲剧作家及其作品，而且“既以一般的方法，又以极特殊的专门方式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读者”。“这种方法引申开来可以将文学作品中的一般人物理解为一个全面的精神分析过程中的进攻和防御机制，而这种全面过程就是文学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学作品的人物尽管不是真的，有时甚至刻画得不那么真实，但看起来却像真人一样。”[9]也正如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批评家威廉·赫士列特在《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中说：“哈姆雷特只是个名字，他的言论谈吐不过是诗人大脑随便伪造的。那又怎么样，难道不真实吗？这些话和我们自己的思想一样真实，我们就是哈姆雷特。这个戏具有一种先知的真理，这是高出于历史的真理的。谁若因自己或别人的不幸变得多有思虑和忧郁，谁若是带有一副沉思的愁眉，以为自己‘受了过多的太阳光照’；谁若曾经看到白天那盏金红的灯被自己胸中生气的迷雾遮盖的黯淡无光，因而在眼前的世界中只看到一片空虚，其中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事物；谁若是领受过‘失恋的痛苦，衙门的横暴，埋头苦干的大才被作威作福的小人一脚踢开去’；谁觉得他的思想消沉下去，哀愁像病魔那样缠着他的心，他的希望受到摧残，他的青春被怪异的鬼魂弄得踌躇不宁；谁若看到罪恶像病魔似地在左右周旋而宁静不下来；谁的行动能力被思想所销蚀，谁若以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自己算不了什么；谁若因心灵的仇恨痛苦而不计后果，谁若把看戏当做推开、挪开人生中种种罪恶的最好办法，把戏当做表现罪恶来嘲弄罪恶的一种办法——谁就是真正的哈姆雷特。”[10]

这种精神分析方法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哈姆雷特。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标准版全集[M]，英国伦敦版，1981（33） [2]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英国伦敦版，1981（17-18） [3]世界文学精品大系，英国文学[A]，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 [4]孙家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A]，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5]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M]，北京：人学出版社，1978 [6]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商务印书馆1984（8）

[7]罗伯特·N·莫林格尔，精神分析学与文学[A]，芝加哥，1981（115） [8]E·琼斯，什么是心理分析[A]，德文版，1956 [9]王宁，精神分析[M]，商务印书馆，1985

[10]古典文艺理论译丛[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