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品创作级阶段性分析

余华作品创作及阶段性分析

【中文摘要】作为80年代有代表性先锋派作家之一的余华,他的创作在整个新时期小说的发展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典型性。他的创作既有变的一面，也有它一以贯之的地方，由上个世纪80年代的创作“正视个体的生命和存在及理论处境”，“颠覆历史理性，重构历史叙事”出发，到90年代疏离对历史理性的宏大叙事后，全面关注人的个体生命和存在状况。这期间的作品创作主要有三个转型阶段：苦难的显现、死亡和暴力的延伸、温情的复归。但在每一阶段中他都拒绝用传统的方式去处理生活,试图建立一种背离常规经验的认识方式。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他认为:“相对于个人而言的,人只有进入了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而不愿意相信生活给我提供的东西,在我的创作中也许更接近个人精神的一种真实,我将为虚无而创作。”在余华的创作中,也是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转型,这是他作品创作阶段性的体现。

[关键词]余华；暴力与死亡；苦难；转型；温情复归

Abstract：Has the representative cutting edge sends of a Yuhua writers as the 80's, his creation in the entire new time novel development, has the typical nature which it cannot be substituted.His creation already has one side which changes, also has the place which it one principle runss through it all, by on century 80's creations “the facing up to individual life and the existence and the theory situation”, “the subversion history rationality, the restructuring history narrates” embarks, to rational greatly narrates sparsely to the 90's after the history, pays attention to human's individual life and the existence condition comprehensively.This period work creation mainly has three reforming stages: The misery appearance, the death and the violence extend, the tender feeling

regression.But he all refuses in each stage with the traditional way to process the life, attempts to establish one kind of deviation convention experience the understanding way.He all all is diligently for closer real, he thought: “Is opposite, the human who will say in individual only then entered the broad energetic domain, can realize the world limitless, therefore I rather believe oneself, but is not willing to believe life thing which provides to me, perhaps approaches individual spiritual in mine creation one kind of reality, I will create for the nihility.” In Yuhua's creation, also is in the unceasing attempt, unceasing reforming, this is his work creation gradual manifesting.

Keywords：Yuhua； violence and death； misery； reforming； softhearted regression

在当今中国文坛，作为80年代有代表性先锋作家之一的余华以其冷酷的叙述著称。他那忧郁的目光从来不屑于注视蔚蓝的天空，而对那些阴暗的角落孜孜不倦。余华的写作专注于探究那些非常态的心理，那些长期作为人们所回避的禁区，余华却如入无人之境。罪恶、丑陋、暴力、情欲、死亡等等仍是余华写作的全部原料。余华的多数作品中都充满着血腥、暴力、冷漠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其作品中对丑恶和暴力纤毫毕见,不动声色的向我们淋漓尽致的展现否认了人身上的美好高尚的可能性。在揭示人性恶方面的确是深刻而近乎残酷的。余华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在先锋派作家中独树一帜,在80年代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先锋派作家之一。

余华早期作品受川端康成的影响，川端康成差不多成为余华写作初期最为崇拜的偶像。川端康成的作品如《雪国》、《千只鹤》，手法十分优美，特别善于表达女性细腻的心理现象。真正让余华对川端康成作品感到痴迷的应从《伊豆的舞女》开始，那个时期，中国的文坛

上正是伤痕文学铺天盖地，所有的小说都在揭示苦难，所有的作家都在强烈的倾诉，而在余华看来，川端康成的作品虽然也有苦难，缺少了那种直露的倾诉意味，而是呈现出一种非常温暖的审美情韵。经过反复细致的阅读和比较，余华发现，川端康成的最大魅力在于它对细部的描述。“他描述的细部，给我的感觉和我们那个时候时髦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那些作品有很大区别，他的描写是有距离的，他刻画细部非常好，但是它是有距离的。你觉得它是用一种目光去注视，而不是用手去抚摸，就是这样一种细部的刻画，我觉得非常丰富，就一直在学习写细部。”

余华也是一个很敏感、很细心的人。1986年以前，刚刚步入文坛不久的他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以为“生活如晴朗的天空，又静如水”，读余华这一时期的作品，尽管他们在叙事上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作者理念操纵的痕迹，无论是人物的性格，还是作品的内在力度，也都缺乏某种丰厚性，但是他们都呈现出余华早期写作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准确而生动的细节处理，尤其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余华的笔下都有精彩的表现。无论是《竹女》中的逃荒女竹女，《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中那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蓝蓝，还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中那个新上任的厂长，都在一种往返的叙事话语中，呈现出相当微妙的内心质感。其二，浓郁的感伤意味与唯美化的叙事情调。这些小说上，都没有什么巨波狂澜，所有的叙事都是通过一些小波折来缓缓推进，充满了某种南方叙事的特殊氛围，同时也凸现了川端康成式的伤感。这里虽然有恩怨忧愁、波澜，但都是一点点，这一点点反倒也能衬托出生活的温馨和诗意。这是余华初涉文坛时给人们展现的作品。不久由于个人精神的改变，他写出了另一种“真实的存在”。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他以循环往复的情节叙述单一的本质形象，冷漠甚至冷酷的语言表达了它对于人生存在的态度，表达他所感到世界的真实。从此由以往的细腻和伤感转移到了开始对世界的冷酷。

第一次转型-----苦难的显现

写完《老师》这部与以往风格大致相仿的作品之后，余华对于自己相当匮乏的生活经历感到相当不满，甚至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焦虑。同时，他还隐隐地感觉到，川端康成小说中那种过于拘谨的心理化叙事已很难满足自己的情感表达，尤其是对于想象力的钳制，使他在叙事上无法做到淋漓尽致。于是他试图寻找自我超越的某种途径。恰逢此时，卡夫卡意外而又及时地出现了。正如同当年的马尔克斯第一次遭遇卡夫卡时一样，余华在阅读卡夫卡作品时，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顿悟”。卡夫卡的那种具有颠覆性的艺术追求，至少给余华的创作带来了两个根本性的启示:一是，卡夫卡对一切客观秩序进行无情颠覆的姿态，非常有效地帮助余华解决了叙述形式上的种种障碍，使他面对任何一种客观存在的秩序，终于自觉地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第二，随着对现实秩序的否定，余华又从卡夫卡的小说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创作主体的内心自由----那是一种个人心灵征服一切的自由，是一种内心真实的明确尊重，是对一切公共经验和常识的公开和否定。从此余华以巨大的创作热情开始了他的首次先锋出击，也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创作高潮。从1986年底到1987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余华以“喷井”的方式创作了三部短篇和四部中篇，它们是：《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死亡叙述》、《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这些作品非常密集地发表在1987年到1988年的《北京文学》、《收获》、《钟山》、《上海文学》等国内重要的文学刊物上，迅速引起了当时文坛的广泛关注。

《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是被父亲“和善”的送入这个险象环生的世界中去独自承受暴力和肆虐。“我”和司机之间的隔膜形成一种孤独感，凸现出了这个奇怪的、冷漠的、凶恶的社会。“我”不明白为什么就被人抢劫了，就被人毒打了，“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法理解，所有人都来无影去无踪，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究竟要干什么，“我”处在手足无措之中。“我”来到外面的世界，一路上碰到的都是伪善、势利、贪婪、凶狠。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自始至终都充溢着种种不确定、难以捉摸的情景，整个过程如梦般迷蒙离奇，游动不定。他用多种可能性瓦解故事本身的意义，不遗余力地解释常识的谬误及罪恶。在这里我们无法看到故事情节的合理性，所以人物的性格也变得异常模糊，

余华就是对正常的道德伦理进行了一次有力的颠覆和消解，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日常的价值启蒙与真正的现实生存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错位。正是这种错位，导致了“我”在这场成人仪式中成为一个荒诞的生动注解。正如他所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①余华认为生活常识包含着很强的理性内容和庸俗气息息常识并不总是真理在握，他背弃了常识，构筑了一个与常识经验迥然不同的文本世界。

这种错位状态在《四月三日事件》中表现得更是怵目惊心。刚满十八岁的“他”无意中发现父母背着自己在说“四月三日”，因而认为四月三日将有个阴谋针对自己发生，当“他”试图弄清楚四月三日究竟有何不寻常时，他觉得周围所有人都在回避自己的问题，提防或监视着他，这使他确信他们都是“四月三日事件”的同盟者。终于在四月三日来临之际爬上一列运煤车离家出逃。这一来，作为幻觉的迫害不论在生活中是否“真实”存在，“他”作为理智贫弱者的存在向常识发出了挑战。应该说这部小说表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恐惧，虽然他在主旨上并没有多少深刻的思想发现，但却生动的凸现了一个迫害狂式的特殊人物的敏感内心，这种亦真亦幻的叙事，实际上就是余华带着卡夫卡式的自由冲动，对现实秩序进行全面突破的一种积极尝试。余华对常规经验的反拨使旧有价值摇摇欲坠，他穿透了禁锢人们感觉现实之厚壁，让世界的本真无蔽的显现出来。余华说过:“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比如说，发生某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本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并没有多大意义。你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②从这以后余华的作品便进入了更自由的状态，他以各种方式来实行“对常理的破坏”以表现他所认同的真实。

第二次转型-----暴力、死亡的延伸

与生存错位相对应的是，余华还以异常冷静的心智，撇开了以往小说中过分外溢的温

情特征，而在话语表层倾心于对死亡的神秘书写。余华将卡夫卡内在的冷漠进一步放大形成了一个世界的冷漠、凶恶、荒谬、不可理解、甚至是相互杀戮的主题。这是余华创作的又一次转型，这一阶段也可视为是对上一次转型的深入。80年代以来，从先锋派到“新写实”派热衷于叙述死亡的作品屡见不鲜。在《余华作品集》中共收入小说23部，不直接写死亡的只有7部，读余华此阶段的先锋作品，仿佛走进了一个暴力和恶的世界，文本中散发着一股股发霉的死亡气息，笼罩着无际的死亡阴霾。在这些作品中，他冷漠的不动声色的将笔下的人物一群群的抛入死亡的深渊。他热衷于描写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间的斗争与残杀，通过特定情境下人的暴力本能的迸发以致相互杀戮，让“兄弟恰恰”“温情脉脉”的面纱无声的滑落，以此来否定亲情、友情、爱情，证明人与人之间亘古不变的冷漠、敌对与仇视。在余华看来：“暴力因其形式而充满激情，他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③

在《现实一种》中便是一场“死亡”的盛宴，余华把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死亡事件的描写推向了疯狂的程度，一个婴儿的意外死亡引起了兄弟间不断的暴力和死亡事件，先是弟弟踢死侄子，接着哥哥又以残酷的方式虐杀了弟弟，自己最后也被枪决，尸体被解剖师肢解零割。如果说“皮皮”摔死堂弟尚属失手的话，那么对堂弟揍耳光、掐喉管的行为并从中感受到无限乐趣的心态以隐然阐述了人性恶之主题；“山峰”兽性大发，一脚踢死“皮皮”，这导致“山岗”对他的杀害；“山峰”的妻子则充满恶意地将“山岗”尸体献给国家，目的于医生将他零割碎剐，让他死无完尸。在这整个杀戮过程中，母亲始终漠不关心，犹如局外人，只是自顾自怜，热切的盼望儿子们来“关心一下他的胃口”。传统意义上家作为温馨幸福的港湾这一概念在此被解构的体无完肤。在这里，余华以冷静的笔触审视着理性的脆弱和荒谬。不论是理性的脆弱还是理性的戏虐，他都无法救助人脱离自己的困境，反倒陷于荒谬的深渊。

《一九八六年》让疯子通过幻觉的补充来展现血腥的场景。一个在“文革”中被关押

迫害而发疯的中学教师在流浪20年后又走回了小镇，走进了这个昔日血流成河今日阳光明媚的小镇。“文革”的暴行在他脑海中的深刻烙印使他无法与现实亲合，他安详的生活在自己的回忆中，依次在自己躯体上向人们再现古代各种酷刑墨、宫、大辟，让围观者也让读者不寒而栗。余华将这个令人发指的一切轻松地置于笔端，这类充满血腥气的描写不仅是关于“文革”的可怕回忆，更是对历史的串接。在余华看来，“文革”就是这暴力的延伸。

在余华作品的第二次转型中，除了《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还有颇具代表性的《劫数难逃》、1989年6月的《虚伪的作品》、《往事与刑罚》。在这期间的作品尤其是《往事与刑罚》中进一步写出历史的“进化”是暴力与残杀的“精致化”和“艺术化”的过程，作者用自己虚拟的“历史”来证明刑罚专家极为轻松的结论。余华随便挑了几个时间记忆作为一种命运的符号，便将暴力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物对接起来。这里的记忆时间既通向过去，又指向未来；既是命运的规定，又是暴力刑法的指代。 在余华这类作品中反复呈现的杀人和被杀的场面，以及那些观赏杀人的麻木看客，让人联想到“五四”一代的作家对历史的体悟，因此有批评家把他同鲁迅联系到一起考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余华的这类作品同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联系。然而，即使在余华这一阶段的作品中与鲁迅的思想分野也是相当明显的，那种绝望和冷漠已经开始生成。把鲁迅写《狂人日记》的那种激愤之情淹没在“不动情观照”的冰水中。比起从历史和文化方面探究死亡和暴力,死亡曾经被古典悲剧作家赋予崇高的精神价值，现实主义作家也在文学传统中保留了对死亡的敬畏，但余华冷冷的告别了死亡的崇高、悲壮等动人色彩，而是把死还原给生命本身，由死亡顿悟出生的脆弱、冷漠、历史的虚伪、无聊。更热衷于死亡的过程，他的死亡叙述大多同暴力相联系，而暴力则来自人性恶，人性恶在作者看来是难以摆脱的宿命，因此有一种绝望感弥漫在他的作品中。

为了表现对乐观主义理念的怀疑并“重新结构世界”，余华拒绝袭用既成叙述程式，他通过各种实验性写作，对既有的叙述程式作颠覆性的戏仿。如《古典爱情》、《鲜血梅花》、

《河边的错误》。

《古典爱情》沿袭了古典文学描绘爱情的套路，布衣书生、朱门小姐一见倾心，盟誓切切，我们正等待着书生金榜题名与小姐喜结良缘的结局时，不料情节突转直下，小姐在荒年竟成为“菜人”，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书生心如刀绞却无力相助，只好看着心爱的人在怀中死去。杀人的厨子不是将她一刀刺死，而是先断其四肢，因为一刀刺死的肉就不新鲜了，其场面之残酷令人触目惊心，这一幕何其凄惨哀绝，构成了对古典才子佳人小说的巨大讽刺。

《鲜血梅花》是对古典武侠小说的颠覆和戏仿，武林中刀光剑影闪烁不定，是非恩怨纠缠不清，整个武林外史就是一部血雨腥风的历史。当阮海阔得知自己已假借别人之手杀了仇敌时，不是欣喜若狂，而是依稀感到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怅惘不已，传统的武侠小说在此遭受了一次善意的嘲弄和打击。

《河边的错误》可视为对侦探小说的反拨。侦探小说对案件的动因、结果极为重视，层层铺垫之后，是令人恍然大悟的结果。这篇小说也出现了几起凶杀案，情景扑朔迷离，令读者兴致勃勃，哪知凶手是个毫无理智的疯子，他杀人没有任何动机可言。因果链破碎了，警方的忙碌显的狼狈可笑，成了毫无意义的程式。余华这种对文本颠覆以及对读者期待的破坏，是他对故有秩序和权威的挑战，可以说，余华对传统文本的戏仿、对经典话语的解构是他对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行颠覆的途径，是他对理性、秩序挑战又一大旗帜。

当我们把这个世界的一些实事通过实践重新排列，如果能同时排列出几种新的顺序关系，那么就将出现几种不同新的意义。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由记忆完成的，余华将这种排列称之为记忆的逻辑。余华说：“时间的意义在于它随时都可以重新解构世界，也就是说，时间在每一次重新解构之后都将出现新的姿态。”④事实上，传统叙述里的插叙、倒叙已经开

始了对小说时间的探索，遗憾的是这种探索始终是现实时间意义上的探索，这样的探索无法了解到时间的真正意义，就是无法了解时间其实是有关世界的结构，所以它的停滞不前是命中注定的。

在《世事如烟》后，余华开始以实践作为结构，来写《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时他感受到闯入一个全新世界的极大快乐，在尝试的使用时间分裂重叠、时间错位方法以后，收获到的喜悦出乎意料。遗憾的是《钟山》在发表这篇作品时，对作者的意图进行了小小的友好的破坏。这篇小说有四大段十三小节，作者故意采用1234 1234 123 12的小节排列，以显示这四段的同步关系，但发表时却成为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小节的排列。

第三次转型-----温情的复归

余华的小说对我们敞开的几乎是个悲剧的世界，他的小说几乎篇篇是悲剧，他把苦难这一主题延续下来的同时，苦难在其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转型后的小说里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因此在这一阶段，余华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地展示苦难及暴力、杀戮、血腥等内容，而是试图找到一种突破命运和现实困境的方式，苦难主题有了生命意识，有别于其前期创作中那种与暴力相伴的深深绝望，我们在其小说里读出了希望。当余华彻底亵渎了现实，把传统的世界颠覆的支离破碎之后，在第三次转型里，他逐步走向平静的思考，重新追求苦难中的温情，试图进行超越。从1991年发表《呼喊与细雨》（后改名为《在细雨中呼喊》出版）以来，他的作品中虽然“死亡”仍是他多数作品的主题话语，但小说中流露出的许多温情和理解已经冲淡他以往的冷漠。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个地主的死》中，作者更是放弃了先锋姿态，以写实手法来叙述一个个小人物的生存故事，宿命的观念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但超然的和平取代了绝望的痉挛，人物不再是“道具”，而成为有生命的鲜活。余华说：“到了《在细雨中呼喊》，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比叙述者的声音更加丰富，因此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过程，其

实就是对人物不断理解的过程。”⑤《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过渡性的一部作品，从这里开始，余华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拥有了自己真正的生命表达权。这里的人物很多，但即便是无赖孙广才，他的各种绝妙人生表演也完全是人物在乖张的人性中自我奔跑的自然结果，无论是他对“英雄父亲”这一神圣荣耀的漫长而焦灼的期待，还是对自己父亲久病不死的种种欺骗；无论是他对自己偷情行为的明目张胆，还是他在亡妻坟前独自一人的深夜痛哭，都道出了这个乡村无赖特有的生命形态。孙光林坎坷的重返往事、重返死亡、孤独、屈辱的现场，尽管在许多时候都是显得那样的悲苦和痛苦，但是他仍然散发着某种温情的力量。同学之间时分时合的友情、兄弟之间打打斗斗的场景、乡邻之间的吵闹、家庭里的喧嚣，都不时地闪烁着温暖的光泽，凸现了个体生命内心深处的情感呼应。对人物个性的尊重也就意味着对生命自身的尊重。事实上，这既是人物在回忆中自然获得的幽默和甜蜜，也是余华首次体会到生命内在的诗意和温情。

到了1992年发表的《活着》，余华温情的复归有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小说中没有血与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也没有绝望的嚎叫，变得沉郁、悲悯而又顽强坚定，只有福贵在一个个亲人离去后的承受---那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宽容与忍耐、坚韧与坚强。值得重视的是，福贵对苦难的忍受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建立在强大的伦理亲情之上的。无论是妻子家珍，还是女儿凤霞、女婿二喜，还有儿子有庆，都特别的善解人意，都非常懂得亲情的温暖，都体现出某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品质。这种亲情间的伦理温情，是《活着》中最为闪光的精神基点，“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是余华自己对《活着》的评价，也是《活着》的核心寓体。

到了1995年8月27日，余华的又一部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完成了。如果说《活着》是一部悲剧性的人生传奇的话，那么《许三观卖血记》则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与《活着》的凝重相比，《许三观卖血记》更具有日常生活性，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态，让人感觉更加亲切，甚至具有一些喜剧色彩。它同样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

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以种种不可预测的劫难展示了人物的韧性品质。就像余华自己所说得那样，他仿佛是一条绵延的道路，一条亘古的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道出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在这部小说里，余华仍像从前的写作一样，将苦难与故事的悲剧性成分推向极致，一点余地也不留。许三观这个人物和福贵一样，也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小市民，面对生活的苦难，许三观一次次地去卖血，换取困境的解决和一家人的继续生存，他并没有垂头丧气，他硬是在这种人生中找到了乐趣，使悲苦的人生变得适合于自己继续生存下去。他为了还清方铁匠的债，卖血回来后对许玉兰叫道：“我卖血啦！我许三观卖了血，替何小勇还了债，我许三观卖了血，又去做了一次乌龟。”和林芬芳的私情被许玉兰知道后，遭到惩罚，天天在家里满头大汗地煮饭炒菜，面对别人的嘲笑，他说：“没办法，我女人抓到我把柄啦，这叫风流一时，吃苦一世。”卖血在余华笔下成了一幕幕生活的幽默剧，沉重感被缓解了，生活开始显露出亲切的面貌。因此幽默在余华小说中的应用，不仅是一个叙述策略，他更体现为人的生活智慧，成了人物经历苦难生活必需的润滑剂和佐料。《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幽默，让我们终于看到了余华残酷后的宁静。与《活着》相比，他们在叙事上都一样显得单纯和明净，都围绕着一个主人公和一个家庭的颠荡沉浮来组构故事。所不同的只是，《活着》里的福贵面对一次次无情的死亡打击，依然要顽强的活下来；而《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面对一次次生活的难关，用自己的鲜血开始了漫长的求生。从审美追求上说，《活着》更加凝重、凄凉，更加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之苦以及家庭伦理上的温情冲击；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显得轻易、幽默、诙谐，夸饰的情趣和喜剧的气氛更为明显。如同《活着》一样，《许三观卖血记》的故事看起来非常简单，无论人物、情节、结构，都非常单纯，并不存在十分复杂的叙事特征，但是，要真正把握它的内涵，洞悉它的审美信息，仍不是一件易事。

回忆、忍耐和幽默，是余华这次转型后小说中救渎和超越苦难所运用的主要叙述方式，他的这三篇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使得这三个词在现实面前栩栩生辉。余华使小说的暴力与死亡从人的危机走向人的复活，走出了对人性本身的沉

重的绝望，人性开始复苏了。

从胆小而又顽皮的男孩，到江南小镇上的牙医；从自由散漫的县文化馆干部，到期趋成熟的作家；从沉醉于血腥场景的先锋“杀手”，到充满悲悯情怀的人道主义者；从在叙述上无所不能的话语霸权者，到处跟着人物的命运奔跑的“记录者”。在余华这些写作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太多的启示。余华曾说：“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代替的。”余华恪守着自身独特的精神历程，即使写作也不例外。余华，作为当代作家中的一个特殊的存在，注定了他将永远地远离喧嚣，让孤独的心灵不停的远行。

注释：

①[中] 王嘉良 颜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总集》下册[C]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8 月第187页

②[中]余华《我的真实》[C]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第3期

③[中]余华《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C]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④[中]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C]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⑤[中] 陈晓明《中国小说先锋精选》[C]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3年12月 第108-149页

参考文献：

1.[中] 於可训《小说家档案》[C]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9月1日

2.[中] 洪治纲《余华评传》[C]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3.[中]《中华中篇小说精华》[C]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4.[中]余华《虚伪的作品》[C]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