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新史学介绍

20世纪新史学介绍

定义

新史学（New history） 一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年代空前发展的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一指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新史学”的更新变化。反对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

主要人物：

倡于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如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但真正从史学实践上倡导新史学的，有法国学者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的合作，强调史学家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的功能等。但在30年代之前，新史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新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

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

史学的转型时期

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时期，或者说新旧交替的时期。一方面，新史学已经形成，方兴未艾，尚未占据上风；另一方面，传统史学的危机已很明显，已不能适应客观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变迁的要求和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但尚未丧失主流地位：正因为西方史学的这种剧变是与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分不开的，因而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趋势在西方各主要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或先或后地有所反映。然而，其中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的当推法国。这或许同法国史学本身具有的一些传统有关。譬如，法国史学有长期比较重视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研究的传统，从格雷高瓦的《法兰克人史》到波丹、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都有反映。法国史学也有比较重视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探讨的传统。这方面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波丹、伏尔泰的以外，还可以加上波绪埃、丹纳、马比戎、第勒蒙、西蒙等人的。或许正是上述这些传统使法国史学在20世纪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更容易起到一个主导者的作用。

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思想及局限

亨利·贝尔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先驱，因为他于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杂志》不仅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未来的新史学范型勾勒出某一些主要特征。对传统史学的自觉的批判并非自贝尔始，力图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贝尔也不是第一人，譬如前面提到的兰普雷希特就在他之前。贝尔的功绩在于，他明确地指出了这种新史学的主要的特征，并且在实践中为贯彻自己的主张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特征就是体现在历史综合中的跨学科研究。贝尔的历史综合思想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

形成一种新的史学模式。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贝尔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他认为，史学应是人类全部经验的总结，因而有可能去综合其他学科。但这种史学绝不可能是传统史学，因为传统史学封闭、狭隘、支离破碎，这种史学只能是在和其他学科综合的过程只形成的新史学。二是贝尔所倡导的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是同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自然，跨学科研究本身在以后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还经历了不少的演变，然而这个思想却是贝尔首先十分明确地提出来的。他把自己创办的杂志定名为“历史综合”就不是偶然的。1924年，他又在巴黎创建国际历史综合研究中心，每年组织学术讨论。1920年起，他又主编一套《人类的演进》丛书，共计100卷，从1920年到他去世的1965年共出版了65卷。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影响，培养了新人，而且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像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贝尔的一大贡献。

然而，也应指出，由于当时还只是初始阶段，贝尔本人又不是历史学家，因而他的活动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历史综合杂志》等虽然具有跨学科的特色，但历史研究主题不够明显，因此新史学的跨学科特征虽然被点了出来，但离新史学范型的真正建成还有相当的距离。《历史综合杂志》在1931年更名为《综合杂志》，从此历史研究的主题更为淡薄，对历史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了。此外，《人类的演进》丛书虽然卷帙浩繁，但是真有特色的却为数不多。

鲁滨逊领导的新史学运动

在西方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法国以外，美国的新史学潮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倡导人是鲁滨逊（James Haryey Robinson,1863——1936年）。鲁滨逊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留学，接受传统史学的训练，但同时深受当时欧洲史界对传统史学批判的影响；回国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25年间，逐渐形成了以鲁滨逊为核心的新史学一派，他的史学观点集中见于1912年出版的《新史

学》一书。

鲁滨逊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鲁滨逊特别不满的是：“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

鲁滨逊十分强调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他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

鲁滨逊还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新同盟军”，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隔离开。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鲁滨逊写道；“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鲁滨逊一生培养了许多门生，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关国史学界很有地位。鲁滨逊领导的新史学运动由此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新史学的诞生

一般认为，20世纪的最初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而1929年则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教授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创办了《经济

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标志着今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的诞生。无独有偶，同在这一年英国也出版了一种新杂志《经济史评论》；不过它对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比不上《年鉴》杂志。

年鉴派两位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为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此后，不管这个范型本身还漫长的演变过程，甚至还有急剧的变化，也不管年鉴派自他们两位代表的第一代、经过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到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发生的种种变迁；也不管年鉴派以外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新史学流派之间有多少差异，这些都属于这个新的历史学研究范型内部的完善、发展和变化，都可以看作是新史学的成长、繁衍和演变。

开拓与创新

一般认为，大约从5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史学明显地出现转折。新史学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并在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这当然是就总的情况而言的。

新史学的发展是以克服传统史学的局限为目的的，因而其范型的特点与传统史学很不相同。

新史学反对单纯的“政治史”和“精英人物史”，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从而极大地扩大了研究领域，使研究题材不断更新。战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史，战后首先在法国、美国，接着在英国、德国（西德）逐渐衰落。即使是政治史著作，和兰克时代相比，在结构和方法上也已有明显的变化。战前已露端倪的社会经济史战后迅速分化发展。例如，从社会史中分离出经济社会史、文化社会史、结

构社会史等，从文化社会史中再分离出群众文化史等等。从广义的社会史中又逐渐分离出城市史、乡村史、企业史、家庭史等等。这些分化或是由于研究对象的越分越细，或是由于与其他学科的渗透交融。

另外，由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交叉分支学科，诸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生态史、历史地理学等等。这表明新史学一反传统史学与其他学科隔绝的传统，主张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广泛结合。

新史学还反对单纯的“事件史”，主张对历史作深层次的、结构的研究，重视对变动相对缓慢的历史现象和层次进行探索。

新史学同样反对叙事史学，重视研究方法的革新，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力求提高历史认识和解释的准确性。

新史学家普遍使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手段。大量新的研究方法被创造出来，如模式比较法、回归分析法、家庭重建法、系统分析法、结构——功能方法、口述方法等等。由于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范围被极大地扩大，完全不像传统史学那样局限于官方文字资料。

当今的年鉴派也早已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派，可以看成是一个运动、一个潮流或一种范型。“新史学”一词是年鉴派第三代勒高夫在70年代末提出的。此后，人们就常称为“年鉴派一新史学”。这里所说的“新史学”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用的。

新史学的流派代表

法国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是一个史学流派，来自法国学术刊《年鉴》，这份刊物在1946年改名《年鉴‧经济‧社会‧文明》，1999年又改为《年鉴‧历史‧科学‧社会》。年鉴学派以采取社会科学的历史观著称。年鉴学派为1929年由当时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马克·布洛赫与费夫尔创始。他们结合了地理学、历史学与社会学。他们依循社会科学的历史观，但又不像大多同时期的史家般过度强调。这样的态度使得年鉴学派较强调一段长时期的历史架构，看重地理、物质等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也衍伸出心态史的研究。此种态度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即为布劳岱尔──此学派最出名的学者──之《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年鉴学派的继承学者，如具有代表性的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与勒高夫，转而强调以文化史、经济史的观点研究历史。

发展

第一代

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两位先驱，分别是费夫贺与布洛赫。费夫贺尤其注重地理环境对于人文的影响，曾发表《飞利普二世与孔德地区》、《地理环境和人类进化》，描述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的紧密关系，但他更注意的是“人类地理学”，即注意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人类行为又将如何参与地理改造。后来费夫贺受了贝尔的影响，强调历史学必须全面兼顾，批评旧式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还撰文〈为新史学而战〉，确立新一代的史学必须是“科学的、综合的、比较的、全面的”，费夫贺晚年将重经转向思想史，他从经济蜕变中观察教会制度史，在《马丁路德的命运》的著作中，就力图把马丁路德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借此解释新教的影响。

另一位先驱布洛赫比费夫贺更致力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探讨，他相当欣赏涂尔干的社会学，甚至将其视为史学研究的工具，在《法国乡村史》中就深入探讨了中世纪法国农民和

农奴的生活状况、土地型态、收成制度、耕作技能，力图把各种历史事件贯串起来，以揭示法国农业的历史转变。他的另一巨作《封建社会》研究西洋中古封建制度，突破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封建社会的定界，不再把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的生产方式，他认为封建社会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环境”，封建社会的统治与依附、富贵与贫穷皆具有紧密的联系。

第二代

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布劳岱尔，他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后就到了北非阿尔及利亚执教，因长年居住在北非，截然不同的环境开拓了他治史的视野，也许是从北非眺望地中海与身在欧洲的看到的地中海有不同的感受，他开始着手菲利浦时代的地中海沿岸历史，1937年布劳岱尔在返法的船上与费夫贺巧遇，受了费夫贺的影响，他开始写作有关地中海的书，1949年出版了《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得到了热烈的回响，全书分为三大部份，第一部分描述地理环境，论述人文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历史，跟老师费夫贺一样，布劳岱尔以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性格表示地理环境对人文的深远作用。第二部分讨论社菲利浦二世帝国的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布劳岱尔不从个别历史人物的角度作解释，而是把个人与事件放在大环境之中观察，亦即所谓的“总体历史”。第三部分则是纯史实叙述。三个部分所代表的历史时间皆不同，第三部分叙述的政治事件呈现的时间很短暂，第二部分涉及经济活动，影响的历史时间较长，而第一层中地理因素影响历史的的因素最长。在此之前很少有历史家重视历史的空间，而布劳岱尔强调“长时间”的重要性，首开风气。

费夫贺一直期望布劳岱尔能写一部关于物质文明的书，布劳岱尔花了近二十五年才完成这部三册的巨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册分述各种数据、食物、住宅等，第二册则是从结构视野谈各类商人、贸易工具及欧洲以外的市场经济，第三册穿越时空讨论各国各时期的经济，资本主义兴起对欧洲的冲击等。布劳岱尔将日常生活视为经济底层，中层是较有计划、体系的“经济生活”，最上层是资本主义机制。而他对

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也有异于马克思，只谈论贸易与流通，不论劳动与生产。全书横贯四百年，是继《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之后另一部“长时段”的历史。

第三代

年鉴学派到了第三代时发展已经十分蓬勃，第三代的成员承接布劳岱尔的路线，勒华拉杜里所著的《蒙大犹是对社会史及文化史具有企图心的研究，他不似布劳岱尔和其他年鉴学派的前辈去探讨大范围的历史，反而以法国南部村庄的居民主题，这种从沙见世界的思维，后来被称作“微观历史”，此种历史虽蔚为风潮但仍有其缺陷存在，英国历史家彼得‧柏克就毫不客气的提出疑问，表示他不明白蒙大犹这个小山村能代表哪个较大的单位，在他看来《蒙大犹》一部分的成功是搭上了地域意识的浪潮。不过，这并不足以否定勒华拉杜里，因为他在没有文献的情况下，巧妙的利用树干的年轮中寻找气候的变迁资料，重建了葡萄收成情况并依此写出《朗格多克的农民》，此书的特色除了跨越两百年的长时段以外，还参考了佛洛依德的理论，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是第三代的年鉴学派的特色，其中最杰出的莫过于勒高夫，他发表《炼狱的诞生》，探讨人们对死后世界呈现的变迁史，勒高夫相信炼狱观念的兴起是构成封建基督教转化原因，另外他也发表关于心态史的专书《心态史：一个模糊不清的历史》，指出心态史的集体特征，即一种历史心态的产生是一个同时代的人所共有的，而非个体的内容。

第四代

经过了一甲子的时间，年鉴学派的第四代已经出现了，他们是雷凡尔、夏尔提埃、布基耶尔，新生代的年鉴学派史家有回流反扑的趋势，一方面他们继承年鉴学派的传统“跨学科式的历史研究”，一方面也大胆挑战第一、二代年鉴学派所树立的典范，研究范围逐渐从经济与社会史转向心态史，成为新文化史的开端。

影响

年鉴学派提倡“整体的历史”，注重历史的长时段发展，且跨学科的研究，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纳入历史学中的概念，为历史研究开了一扇窗，从此历史学家的研究范畴由政治史转移到社会史、文化史。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

在西方新史学中，除了年鉴学派以外，较有影响的还有马思主义历史学派。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开始迈出最初的步伐。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大都出自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如梅林、饶勒斯、葛兰西等人的笔下。到20世纪30年代后，一批职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涌现出来，如1938年出版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人民英国史》的莫尔顿。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主要是在战后，尤其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他们中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说来，大多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接受的。他们并不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中，英国的影响较大；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通过1952年他们参与创办的杂志《过去与现在》而得以进一步扩大。他们中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如希尔、希尔顿、威廉斯、莫里斯、萨维尔、萨缪尔、多布等。最有影响的当推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汤普森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他对“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他认为，不能静态地、概念化地来考察阶级。在他看来，阶级是一种在时间中演变的关系，是一种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共同具有的经历；而阶级意识是一种历史爱展，是特殊经历的产物。他还强调应在工人阶级的实

际斗争中寻求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往往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被一些人说成是抹杀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但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大有人在。如帕尔默就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始终未忽视经济结构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决定性影响”，作者是“在经济发展框架中研究人的主观能动性” 汤普森本人在1993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但是，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随心所欲的。历史的发展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定” 汤普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家》（1955年）、《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的道德经济》（1971年）、《理论的贫困》（1978年）、《约定俗成》（1991年）等。

霍布斯鲍姆的主要著作有：《劳工的转折点》（1948年）、《早期农民造反》（1959年）、《工业与帝国》、（1968年）、《革命家》（1973年）、《传统的创新》（1983年）、《19世纪三部曲》(1962、1975、1987年）、《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年）等。霍布斯鲍姆不仅著作等身，而且研究领域广泛。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他和汤普森一样，对英国新社会史的创立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明确提出了“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的号召，主张建立范围围广泛的“社会历史”，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霍布斯鲍姆始终认为自己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依旧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在1992年5月2日的谈话中强调“马克思将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名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仍然是研究历史的最好途径”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有传统的。二战前就已产生了布吕阿、科尔尼、索布尔等著名学者。二战后更获得了明显的发展。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伏维尔的心态史研究，布吕阿、儒日里、克洛德·维拉尔的巴黎公社史、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等，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如伏维尔还身兼两任：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又是年鉴学派。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有传统的，二战后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意大利民

族复兴运动的性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经济史（尤其是农业发展史和人口史）等是他们关注的研究课题，并相应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比西欧国家要弱。除了美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福斯特的历史著作外， 还应提到职业历史学家丰纳、阿普特克等人。

理论特征：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对话。正如汤普森在其理论性著作《理论的贫困及其他》(1978年)中所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指这样一批历史学家，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按照威廉·莫里斯所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反对斯大林式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历史，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结论。他们重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但反对庸俗的阶级斗争归结论。他们坚持唯物史观，但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同时强调上层建筑和文化及思想因素的重要作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同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对话与合作。典型的例证是，《过去与现在》杂志在创办伊始就有意识地办成一个基础广泛的合作性刊物，不仅其编委会吸收了像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社会学家菲利浦·阿布拉姆斯和人类学家杰克·古迪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合作共事，而且数十年来刊载了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优秀论文，使得该刊成为公认的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术刊物。此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就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与国际上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交流，如前述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讨论。通过交流与对话，各学派之间互相影响，吸取对方有价值的理论、概念和方法，

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正如霍布斯鲍姆在《英国史与年鉴派》一文中所说，他们从法国年鉴学派那里获益匪浅。

第二，主张“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作为一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史学传统，历史是领袖的或英雄的或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一般生活于基层社会的人民大众则永远是可有可无的历史陪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鉴于世界历史进程出现的重大变化及传统史学存在的明显缺陷，愈来愈多的史学家摒弃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史学，转而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或民众的日常生活史。这在法国年鉴学派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但他们只是把劳动大众及其“精神状态”视为长时段静态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件，当作一种消极、沉默与潜在的力量而非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力量加以描述。这种史学充其量是“下层的史学”。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独到之处是，他们倡导“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这种史学不仅把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受歧视、受排斥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历史研究对象，而且还从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考察与解释历史，换言之，即以社会下层人民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着重探讨人民大众的生活经历与斗争及其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影响和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希尔顿看来，“如果从下往上看而不是从上往下看社会，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较为确切的图景”。于是，希尔顿研究农民社会，希尔研究英国革命前后人民大众的清教运动和文化活动，汤普森研究英国工人的大众文化，汤普森夫人多萝茜·汤普森研究宪章运动的普通成员，萨缪尔研究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霍布斯鲍姆则研究近代初期农民反抗资本主义扩展的各种原始斗争，诸如社会盗匪、农村秘密协会、千年王国运动等，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并不排斥对统治阶级或上层社会的研究，如希尔研究革命时对上层的关注以及安德森在其《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1974年)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1974年)中对国家所进行的宏观历史考察，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倡导“新社会史”，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在英国，以乔治·屈维廉的

《英国社会史》(1942年)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史是所谓“把政治排除在外的人民的历史”，其实这是以社会生活为内容的历史学，主要研究家庭、工厂(或农场)及社区的日常生活状况、道德和习俗的历史。而1964年建立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则倡导“人口与社会结构史”，主张运用包括数理统计在内的历史人口学的新方法，从各地教会簿册中挖掘新资料，试图通过结构分析，探索在人口变动的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关系。这两种社会史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缺陷，即缺乏总体史观，因而无法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更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性质与变化。有鉴于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倡导“新社会史”，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即研究全社会的历史。“希尔和汤普森两人都批评了那种不把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与对过去的更加综合的解释、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的解释相联系的现象”。特别是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整体社会史观。

综上所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话，注意吸取其他社会科学和流派的长处，坚持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历史来研究，肯定人民大众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囿陈说，勇于创新。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美国计量历史学派

在西方新史学中另一位较有影响的国际性历史学派——计量历史学派（或译数量历史学派），则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总的说来，计量历史学派主要是在二战后5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数量方法进入历史领域虽然始于19世纪末，但是直到20世纪中都始终没有越出算术统计的范围。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美国起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史学流派——“新经济史”学派，也可叫做克莱奥学派。狭义地说，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主要就是指新经济史学派；可是广义说来，稍后产生的新政治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运用计量方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

也可指上述三个学派（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的统称：“新科学历史学派”或“社会科学派”。

美国计量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康拉德、迈耶、福格尔、恩格尔曼、戴维斯、诺斯、本森、塞恩斯特鲁姆等。1957年是美国计量历史学形成中值得记载的一年。在这一年，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创始人的两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耶和康拉德在美国经济史协会年会上作题为《经济理论——统计学推论与经济史》[6]的发言，竭力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同年，本森提出应把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列入史料范围。也在这一年，经济学家戴维斯、J·休斯、S·赖特等人，在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历史数据方面获得成功。除了理论上的论证外，一系列运用计量方法的研究作品的发表更扩大了影响。这类作品很多，如被视为“新经济史”第一部代表作的康拉德和迈耶发表的《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一文（1958年），被看作“新经济史”最初的“宣言”之一的诺思的《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一书（1961年）、福格尔的呢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1964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编的《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戴维斯等人合编的《美国经济的成长：经济学家的美国史》（1972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两卷本著作《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1974年）、被视为新政治史典范的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1961年）、塞恩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中的社会流动》（1964年）等。

发展状况

萌芽

计量史学在西方大约萌芽于19世纪末，这主要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统计学的发展，1851年在欧洲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统计学会议，19世纪90年代又成立了国际统计学会；

二是统计学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研究领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1882年，德国学者伊纳马·斯坦格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历史与统计学》，这是最早的关于计量史学的著作。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进行历史计量研究的尝试，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年鉴学派起了突出的作用。5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的研究重心从欧洲转向北美，应用范围也从经济史和人口史扩大到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电子计算机成为历史计量研究的主要手段。历史计量研究的方法也日趋复杂，从一般的描述性统计过渡到相关分析、回归方程、趋势推论、意义度量、线型规划、动态数列、超几何分布、投人产出分析、因子分析、马尔科夫链等数学模型、模糊数学，还有博奔论和对策论、曲线拓扑理论等。在计量数学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新的历史分支学科，如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人口史、新社会史等等。计量史学最近几十年在西方各国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美国发展最快。1958年，康拉德和迈耶合作出版的《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被认为是美国计量史学的第一部代表作，随后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计量研究的计量史学家。

七十年代

这些史学家往往鼓吹科学的历史学，同社会科学关系密切，大都自称为“社会科学史学家”，1975年还专门成立了“社会科学历史学会”。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当代最有声望的计量史学家大都生活在美国，如L•本森、M•柯蒂、R•富格尔、C•蒂利等，他们的著作都具有相当的水平。美国计量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注重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60年代初，密执安大学成立了一个美国政治史资料库，利用电子计算机贮存了所有关于美国总统、州长和议会选举的档案材料。

成立学会

1963年，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了一个“历史计量资料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收集美

国的计量资料，而且收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计量资料。1972年，它还组织出版了10卷本的《计量史学研究丛书》，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在法国，计量史学主要以年鉴学派为中心展开，60年代中期以后，计量方法已成为年鉴学派治学的主要手段。在联邦德国，70年代成立了一个“历史与社会学研究计量与方法协会”（简称QUANTUM）。英国的计量史学则主要受美国影响，1964年成立了一个以计量研究为主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1972年，英国史学家R•弗拉特出版了《历史学家计量方法导论》，被列为目前国际计量史学的经典性著作。

80年代以后

计量史学的国际合作逐渐加强，美国、苏联、法国等国的计量史学家在80年代初联合成立了“历史学应用计量方法国际委员会”，每隔一、二年便召开一次国际讨论会。计量史学的理论研究得到重视，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探讨历史研究是否采用计量方法的问题，而是去探讨采用什么样的计量方法、怎样应用计量方法、计量方法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一类问题。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开始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去分析历史计量方法的实质和作用。计量史学进一步普及，计算机已成为欧美历史学家不可缺少的工具，电脑的应用和高等数学也成为高校历史系学生的基础训练。

联邦德国，由于兰克史学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成为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堡垒。在那里，新史学潮流和计量方法的传入晚得多。迟至70年代中期，才使用计量历史方法。1976年在联邦德国成立了计量历史研究会。在历史学的变革方面，虽然60年代初已发生了延续10年之久的著名的“菲舍尔争论”，矛头直指保守派史学家，但这次争论终究是围绕着德国对两次世界大战应负的责任以及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与德国历史传统的联系这些具体历史问题展开的。直到70年代初，在另一场有关历史科学的作用和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的讨论中，才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新社会批判史”学派。其代表人物为韦勒尔

(H. U. Wehler )和柯卡(J.Kocka) 。1975年，该派创办了《历史与社会》杂志。计量史学的最大特征就是运用自然科学中数学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主要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定性分析主要研究事物的性质，传统史学实际上就是运用定性的方法。因此，计量史学出现的本身就是对传统史学的否定。计量史学在二十世纪六七年代风靡欧美各国，后来又波及了整个世界。

作用

促使历史研究走向精密化

计量史学一个显著作用是促使历史研究走向精密化。西方传统史学的缺陷之一，就是用一种模糊的语言解释历史，历史学家往往随意抽出一些史料来证明自己的结论，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计量史学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种偏差。

检验和修正传统看法

另外，计量史学也使许多传统的看法得到检验和修正。最近几十年，计量方法的应用已使大部分美国史得到了重新解释。过去一般认为内战前美国南方的居民主要分为黑人奴隶、白种穷人和种植园主三个阶层。通过计量分析，人们发现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除上述三个阶层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既不是穷人、又不是种植园主的白人平民。计量研究还使历史学家发现了许多传统定性研究难以发现的东西。过去史学界对18世纪北美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一直不太清楚，后来一些学者用计量方法分析了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北美地区的税收情况，结果比较清楚地描绘出了这一时期北美的欧洲移民中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计量史学还进一步加深了对历史的认识。关于农民起义问题，过去人们往往只注重农民起义的口号和一些有关的史料，而计量史学家则全面研究农民起义的规模和频率、

农民起义者的类型和职业以及谷物收成、气候变化等等，避免了把农民战争的原因简单化和公式化。计量史学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由于采用了计量分析，历史学家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下层人民群众，转向了物质生活和生产领域，转向了家庭史、妇女史、社区史、人口史、城市史等专门史。另外，历史资料的来源也更加广泛，像遗嘱、死亡证明、法院审判记录、选票、民意测验等等，都成为计量分析的对象。计算机在贮存和处理资料方面拥有极大优势，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效率，这也是计量史学在西方迅速普及的原因之一。

综述

总之，计量史学的迅速发展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合的趋势，但计量史学的应用目前仍存在种种问题。首先，计量史学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它只涉及历史现象中量的方面，只是从数量关系上帮助揭示事物的性质，并不能代替全部历史研究。对人的心理和思想研究，计量史学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精神的东西很难用数量关系来精确地加以概括、70年代后，在美国出现了一批计量史学家，专门研究美国的黑人奴隶制，在黑人家庭结构、饮食、卫生和健康状况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曾被认为是美国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之一。但他们的著作对黑人以及白人奴隶主的文化和心理状况却没有涉及，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根本就无法进行计量分析，因此，在对黑人奴隶制的总体认识上，他们往往是片面的，甚至得出了荒谬的结论。另外，计量化的方法在解答“什么“和“如何”的问题上是成功的，但在“为什么”的问题上往往不那么得心应手，所以有人提出，计量史学的作用被过分夸大，它的成果还没有二十、三十年前所估计得那么大。其次，计量方法不能单独应用，必须同其他的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如果单纯依靠计量方法，就会把丰富和生动的历史变成一堆枯燥无味的公式，妨碍历史学家表现才华，降低历史著作的可读性。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指责计量史学把历史学家变成了简单的计算机操作工人，破坏了历史学的社会效益。所以，7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方出现了所谓“叙事史复兴”，这本身就是对计量史学的一种反动。第三，计量史学不可能完全排除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

以不同理论作指导的历史学家会从不同角度选取自己所需要的史料。1974年，美国波士顿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苦难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一书。全书列出了大量统计图表和计算公式，并对史料进行了复杂的量化处理，但最后却得出结论说，1860年美国南方奴隶制农业经济效益比北方资本主义雇工农场高35％，奴隶可以获得其劳动收入的 90％，他们享受的物质待遇和生活条件也比北方工人优越，而南方的奴隶主都是具有高尚道德和充满人性的人。这一结论是严重违背事实的，究其原因，就是作者在史料选择上做了手脚。第四，计量史学还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理论和技术问题，比较突出的技术问题是研究成果的不可检验性。计量史学家往往用功率很大的大型电子计算机对收集起来的大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涉及非常高深的数学原理和公式运用，在每个环节上都可能出现数据是否充分和可靠、重要的证据是否被遗漏、程序的编制是否正确等问题，从事这项研究的历史学家是否都受过足够的数学训练也很值得怀疑，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无法发现的，因为他们使用的论据并不反映在出版物的脚注上而是贮存在计算机的磁盘上，一般历史学家也根本没有兴趣对这样高深的历史著作进行检验。因此，计量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究竟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计量方法和传统叙事方法如何有机结合起来，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