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隐性文学现象之考察_以_文心雕龙_思维方式对韩愈的影响为例_雷恩海

——以《文心雕龙》思维方式对韩愈的影响为例

雷恩海

内容提要　对六朝理论巨著《文心雕龙》，韩愈虽未有过明确的表述，但从其思维方式及基本文学思想来看，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认同并借鉴了《文心雕龙》笼圈条贯、原始要终、唯务折衷、执正驭奇的思维方式。韩愈努力追求思维的周密性和一致性，统观全局，全面认识，既不拘于一隅，又能细大不捐；既能确立主导思想，持论中正，又能全面考量，斟酌损益而不偏颇狭隘，深入文理，折衷群言，妙解文心，而终成一代文学巨擘。韩愈对《文心雕龙》的态度，启示我们从另一视阈探讨文学思想的通变传承。

文学史上作家的通变传承、相互影响，为历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仁智之见纷然杂呈。正确认识这一通变传承，关键在于把握作家、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而非语源上的简单比附，抑或文学主张上的公然宣示。所谓通变传承，一种情况乃“显性”的，作家的文学创作一脉相承，甚至理论主张亦桴鼓相应，颇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以类相从，甄别论述，容易形成一时之风气，为世人所关注、了解。另一种情况，则是“隐性”的，作家对自己所学习的前辈及其著作，并没有明确宣示，甚至没有片言只语的评介，然而深入考察其实际，无不受其人理论及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种隐性的文学现象，应该说是文学史上通变传承的常态，历来却鲜有关注。漠视这一隐性文学现象，就难以深入文学通变传承之实际，亦不能切入文学的内在精神意脉。钱钟书说：“以文论为专门之学者，往往仅究诏号之空言，不征词翰之实事，亦犹仅据竞选演说、就职宣言，以论定事功操守矣。”并指陈翁方纲对江西诗派之批评，以为：“翁覃溪之流似祗读论诗文之语，而不读所论之诗文与夫论者 未能深入了解其内在自作之诗文，终不免佣耳赁目尔。”文学现象，促使我们从另一视阈探讨文学思想的通变传承。

一

刘勰《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深于文理，“勒为成书之初祖”，取得巨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关键而论，刘勰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使其能出类离伦，卓然名家。考察《文心雕龙》一书，刘勰的思维方式，就其荦荦大者而言，主要体现在笼圈条贯、原始要终、唯务折衷、执正驭奇四个方面，把握了这些基本的思维原则、思维方式，深入文理而折衷群言，妙解文心。

《文心雕龙·序志》曰：“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褒贬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乃指思虑的周密性和一以驭群篇。”所谓“笼圈条贯”致性。刘勰主张思考问题应该注意其严密、周全，同时也应具有自始至终的一致性，一以贯之，而不旁树侧出，这样才是全面、深入、集中地思考问题、论述问题，才能获得对问题的正解。一以贯之，始见于《论语卫灵公》，曰：·“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里仁》篇亦曰：“吾道一以贯之。”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方法，即多学可以得到知识，但必须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将其贯通起来，才不是零碎、杂乱的知识。一以贯之，即要求自始至终应具有一致性。而笼圈，是指思维的周密性，无所遗漏，理论之圆通，即思维的严密性。只有将思维的周密性（笼圈）和一致性（条贯）相结合，所论问题才能全面而具条

精神意脉，故论其通变传承，论之愈多而隔膜愈深。本文以《文心雕龙》思维方式对韩愈的影响为例，论述这一隐性的文学现象。韩愈于书无所不读，重视前代学术文化，且能提要钩玄，细大不捐，有集大成之学养。六朝理论名著、“深得文理”之刘勰《文心雕龙》，应该在作为文学家、文学思想家的韩愈的阅读视野之内，虽然韩愈并未有过明确的表述，但从其思维方式及基本文学思想来看，韩愈与《文心雕龙》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深入考察这一问题，有助于对韩愈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也可以揭示出一种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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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没有遗漏，保持其理论的一致性。从《文心雕龙》来看，从大的方面说，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纲领，下篇论毛目。具体来说，分“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以及补充论述相关文学问题的杂论部分。从总体上看，这样的结构安排是颇为周密的。就其“条贯”（一致性）而言，文之枢纽所确定的基本思想——“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自始至终地贯穿于全书；“论文叙笔”所述之各体文章之纲领，也很好地贯穿于“剖情析采”之中。对各种文体的论述，刘勰遵从其所确立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的论述原则，将各种文体的名称概念、源流发展、代表作家作品、基本的体制规格，论述得颇为明晰，体现了思维的一致性。而“剖情析采”则打通各种文体，从横的视阈来论述，与“论文叙笔”之纵的论述结合，详论“文心”，体现了思维的周密性与一致性。

应该说“笼圈条贯”这样的思维原则，对韩愈有着比较深入的影响。韩愈是接受了这一思维原则的，对诸多问题的思考，都注意将周密性与一致性相结合，使得论述清楚，严密畅达，其古文理论是非常全面、系统、深刻而又富有独创性的。道与文，是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并始终将道与文结合起来，《答陈生书》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古之学者惟义之问，诚将学于太学，愈犹守是 《答李秀才书》说：“子之言以愈所为不违说而󰀀见焉。”一，其理论具有比较系统的特点。

二

《文心雕龙》通观齐梁以前文学，全面论述文学的相关问题，《时序》篇曰：“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原始要终，乃刘勰所采用的科学的思维原则，即探究事物变化发展的始末，全面观照，深入理解，并推求其发展走向。《时序》概述各时期文学发展大势，通论影响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原始以要终，才会有“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暧焉如面”这样的科学认识。在《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之论文叙笔中，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两部分，论述各体文章的源流发展及代表作品，指陈其特点，以利于文学创作。原始以表末，乃梳理该种文体的发展源流；选文以定篇，则选取代表作家作品，亦是论述文体源流，并指陈其特点。在探求源流，明了文体之发展特点之后，乃有敷理以举统——对文章体制规格之总结，因其建立在原始以要终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科学的、可信的。

这种原始以要终的思维方式，要求统观全局，全面认识，而不拘于一隅，要防止“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序志》），而要既“观衢路”亦“照隅隙”，细大不捐。这一思维方式为韩愈所接受，并用以考察文学现象。如《荐士》诗，虽是为荐举“有穷者孟郊”而作，然首段叙诗之源流，指陈特点，确有心得。李光地《榕村诗选》曰：“此荐孟郊之诗，而首段叙诗源委，极其简尽。李太白便谓建安之诗‘绮丽不足称’，杜子美则自梁、陈以下无贬词，故惟韩公之论最得其衷。”当然，此诗之主旨不在品评历代诗歌，而在推奖孟郊，其所品评抑或有未妥当，然原始要终以考察前代诗歌成就，归重孟郊的思维方式是值得借镜的，正如查慎行所说：“穷源溯流，归重在一东野，推奖至矣，其可慰命何？” 不但论诗而原始要终，韩愈论述其相关理论之提出，亦借鉴原始以要终的思维方式，穷其源委，使之既具有一致性又有广博性。如《送孟东野序》提出“物不得其平则鸣”，先论自然之善鸣者——草木、水、金石、四时，而之所以鸣，“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而人之善鸣者则有——皋陶、大禹、夔、五子、伊尹、周公、孔子、庄子、屈原、臧孙辰、孟轲、荀卿、杨朱、墨翟、管仲、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眘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李斯、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等；而唐之善鸣者有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孟郊、张籍、李翱等。归类而言，善鸣者之鸣，则有——以儒鸣者、以道鸣者、以术鸣者、以荒唐之辞鸣者、以诗文鸣者等。这样原始要终的方

孔子，不以琢雕为工，将相从于此，愈敢自爱其道而以辞让为事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在《送陈秀才彤序》亦曰：“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题欧阳生哀辞后》曰：“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所涉及之对象、时间不同，然始终是道与文相结合，因此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概括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不但如此，韩愈之“道”的内容广博，大至国家政治，小到为人交友，皆在道之范围之内，如论国家政治之道，《子产不毁乡校颂》：“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论用兵之道，《与鄂州柳中丞书》：“夫一众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时雨，三代用师，不出是道。”论为师之道，《唐故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严以有礼，扶善遏过，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恺悌，得师之道。”论从师之道，《师说》：“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论交友之道，《题欧阳生哀辞后》：“古之道，不苟誉毁于人。”《答冯宿书》慨叹“朋友道缺绝久，无有相箴规磨切之道。”论立身处世之道，《与卫中行书》“以道德为己任，：穷通之来，不接吾心。”此乃“道”之周密性，具体阐释容或不同，然始终注意于道之辅时及物——关注“道”的现实内容，此乃“道”之一致性。这样的思维方式，使韩愈的理论保持了高度的周密性和一致性，使得所论述问题充分而深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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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则使其“不平则鸣”之“鸣”，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而是相当广泛，甚至包括韩愈所反对的杨、墨、老、庄等，韩愈肯定历史上的大思想家、文学家都有“大志”，“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当其“道”不得行之时，方假之以鸣，表露其心迹，彰显其思想，也就是在《重答张籍书》中所说的“书者，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韩愈之“不平”亦不仅仅拘滞于遭受打击、迫害、排挤、压抑等类不平，而是比较宽泛，乃指其“道”之不得行、“意”之不得通；因而“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充满强烈的感情、沉郁的志意，因而才会产生感人至深的力量。如此看来，原始要终的思维方式，便于探源溯流，穷尽源委，所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序志》），从而进行全面观照，整体把握，得出科学可信的认识。这一思维方式，与“笼圈条贯”有密切的联系，同样是要注意于思维的严密性。

那一端的复杂性。应该说刘勰是非常熟悉龙树《中论》的，接受了以龙树《中论》为代表的佛学方法论的影响。将佛学的思维方式，借用以论述文学，乃刘勰的创造。《文心雕龙》持论公允，绝不偏于一端，能够客观、全面地看待问题，对当时一些历来有分歧的争论，并非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汲取其正确合理的因素，提出比较稳妥的持平之论。

韩愈虽攘斥佛老，然与佛徒多有交往，文集中有《送浮屠文畅师序》、《送高闲上人序》、《与大颠师书》、《送浮屠令纵西游序》，诗集中有《送惠师》、《送灵师》、《广宣上人频见过》、《题秀禅师房》等篇，对佛教理论应该并不陌生，正如《与大颠师书》所云：“愈闻道无疑滞，行止系缚，苟非所恋着，则山林闲寂与城郭无异。”“海上穷处，无与话言，侧承道高，思获披接。”与佛徒交往，也是了解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读来一百遍，不如亲󰀀颜色，随问而对之易了”。应该说，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家，韩愈辟佛，并非对佛教典籍束而不观，而是有所了解的。刘勰虽曾奉佛，然更是文学理论巨擘，即使韩愈并未通过佛教而了解中道

原始要终，穷尽源委，注意于全面观照，而得出正确、科学的认识和结论，尚须采用“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思维方式。《文心雕龙》乃体大虑周之作，弥纶群言，颇费周折，而刘勰能够举重若轻，使之理畅而文美，与其所采用的恰切而科学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序志》曰：“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所谓“擘肌分理”，指切入事物内部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唯务折衷”，则指持论中正而无所偏颇。只有切入事理，深入研究、了解，才能有所认识，当然“折衷”并非局限于一隅，而是要统观全局，全面考虑。刘勰“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指陈其得失，主张“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述先哲之诰”，，而有助于《文心雕龙》的写作。在刘勰看来，原始要终、全面观照乃“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前提和基础。

折衷之论，乃刘勰撰述《文心雕龙》之一重要思维原则，是直接受龙树中道观的影响的产物。龙树乃公元二、三世纪时天竺佛学大师，其《中论》为大乘空宗的主要经典，中土之最早译本，乃姚秦时鸠摩罗什翻译的青目注释本，后有吉藏法师《中论疏》，作了详细的疏解。刘勰协助僧佑编撰的《出三藏记集》，就收有僧叡《中论序》、昙影法师的《中论序》。

《中论》的宗旨集中表现在它的第一偈中的“八不”：“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核心是阐明一种观察宇宙事物的方法，也就是“中道观”，要求人们要超越两端，不即不离，全面观照。一般人理解事物往往只看到事物对立的两个极端，例如生死、有无、来去、善恶等，执着于一端就容易落入另一端，而龙树则要求超越这两个极端，而看到事物不陷于这一端，也不陷于

观，通过阅读《文心雕龙》一书却也可以接受其“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思维方式的。

古文之称，至韩愈而大盛，然古文之兴起，并不始于韩愈。韩愈对古文的理解，与其前辈李华、梁肃等相出入，“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答陈生书》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李秀才书》：“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并且明确宣称，作古文是为了明道、传道，《争臣论》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上兵部李侍郎书》亦曰：“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寄崔二十六立之》：“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文以明道的思想，与其前辈梁肃、独孤及、柳冕有其一致处，然韩愈所谓“道”更为宽泛，注重“道”之辅时及物的现实内容。认为用于科举选拔之时文，注重文字藻绘，因此，韩愈主张学习三代秦汉之奇句散行之“古文”，以取代绣绘雕琢之时文，并以此而学古道，将复兴古道与改革文体合二为一。韩愈之可贵在于，并不画地而止，固步自封，以明道、传道为满足，而是力矫庸熟、追求奇崛，以文之杰特、自然而明道、传道。如此，韩愈则由最初的狭隘功利目的出发，最终却超越狭隘功利而进入了审美领域。《答刘正夫书》指出文之能够影响当时、传于后世，必不与世沉浮，乃非常之文，倡导深探力取、不因循，能自树立。而所谓“不因循”，乃指不因袭世俗所用之骈文，亦不步趋三代秦汉之旧文，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要有所创造发挥，在艺术上追求新颖奇崛、自然流畅，新人耳目，以其独创而影响于当时并流传于后世。职是之故，韩愈才会提出为文宜何师的问题：“师其意，不师其辞”，“无难易，惟其是尔”——是正确的学习方法；“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乃正确的学习态度。“以古圣贤人为法”“师其意”、，是学习古圣贤人的思想、文体以及写作艺术；“无难易，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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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尔”，则非谓效法、步趋他人，主张称心而出，肆口而成，贵在独创，使意称物、言逮意。“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主张广泛学习，既学习古圣贤人、三代秦汉之文，亦关注六朝及唐初以来之时文，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自铸伟辞，形成自家面目。因此，韩愈虽睥睨六朝却并不废弃六朝诗文之艺术及成就，对前代古文、时文之“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兼收并蓄，形成其独特的“新古文”的体制、风貌，最终取得了古文创作的成功。

古文之有别于时文者，语言乃是一个重要方面。韩愈沈浸浓郁，含英咀华，兼收并蓄，唯务折衷而别裁出新，自然易于形成其语言上的一家面目。之所以有如此“闳其中而肆其外”之独到创作能力，则在于韩愈经历过“务去陈言”的刻苦锻炼。所谓陈言，当有两层涵义。一是指辞语、表达方式之沿袭前人。骈文行用既久，自然容易形成许多陈熟的词汇、表达方式，文人撰述，信手拈来，陈陈相因，缺少变化与创新，日积月累，致使面目可憎而形容委琐，难以引起阅读的兴趣；甚至故求新奇者，颠倒词语，错乱句式，致使佶屈聱牙，难以卒读。此一倾向由来已久矣，《文心雕龙定势》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李翱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批评及疗救之方法，主张“词工”，《答朱载言书》曰：“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李翱要求作文时避免重复前人陈言，是乃师“务去陈言”之说的发挥，然而这仅仅是语言的运用。而“陈言”之另一层意思是指内容、观点、立意、结构等与前人相同，陈陈相因，无创造者。《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曰：“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因为，在韩愈看来，具有充实丰富的内容、海含地负之才力、放恣纵横之表达，却又能够“不烦于绳削而自合”——自然流畅，这显然不仅仅是辞语藻绘的问题。黄宗羲《论文管见》说：“昌黎‘陈言之务去’。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犹如玉在璞中，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认璞为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间，则必如《曹成王碑》，乃谓之去陈言，岂文从字顺者，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刘熙载说：“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黄、刘二氏显然深入而正确地理解了昌黎所谓“陈言”乃指陈旧的思路、凡俗庸熟的见解，故必摒之而后方有文。因此，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倡言“惟古于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当然，樊宗师以晦涩怪奇著称，韩愈称述之，并非全面肯定樊氏之作，而是肯定、赞扬樊绍述不蹈袭前人、勇于独创的精神。韩愈自称为文“怪怪奇奇”（《送穷文》），

当然，“唯务折衷”，并非简单调和，而应有其主导思想，这就是刘勰提出的“执正以驭奇”。《文心雕龙·定势》曰：“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刘勰是将“执正以驭奇”作为其基本思维原则的。

正奇，乃《文心雕龙》之一对立统一范畴。正奇，又称奇正，本是古代兵法术语。正，谓用兵常法，如对阵交锋；奇，谓用兵变化，如设计邀截、袭击等。《孙子兵法势》“：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李筌曰：“当敌为正，傍出为奇。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何氏曰：“兵体万变，纷纭混沌，无不是正，无不是奇。若兵以义举者，正也；临敌合变者，奇也。我之正，使敌视之为奇；我之奇，使敌视之为正。正亦为奇，奇亦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无奇正而胜者幸胜也。”张预曰：“战陈之势，止于奇 正一事而已。及其变而用之，则万途千辙，乌可穷尽也。”其实，怪，乃出人意表；奇，乃奇崛不凡。其意大概在于构思立意之出人意表、文脉章法之开阖变化姿态横生、文辞藻绘破除凡俗庸熟之奇崛不凡。可以说，韩愈汲取古文与骈文之两长，去其所短，“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对文辞藻绘去除凡俗庸熟，追求奇崛不凡，而要达到文从字顺、“不烦于绳削而自合”的境地。

四

刘勰假以论文，以“执正以驭奇”的思维原则，绳衡文章，称量情采，建构其文学理想。《文心雕龙》论文之枢纽，指出在本质上，道、圣、文为三位一体，因此论文必宗经，“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宗经》）。此乃执正之理。纬书附经而行，虽“经正纬奇”、“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然而“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因此，要纠正纬书之纰缪，酌取其有益文章写作之题材、文辞以及丰富神奇的想象，即“芟夷谲诡，采其雕蔚”。《辨骚》篇称《离骚》“奇文郁起”，“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而历来却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详加论析，辨析其“同于《风》《雅》者”、“异乎经典者”，而“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经旨，亦自铸伟辞”，具有“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巨大艺术成就，是学习写作的对象、范本。以“辨骚”命篇，就在于辨析楚辞与经之同与异，以经之雅正文风为根本，酌取楚辞的奇辞异采。《序志》所说“变乎骚”，《宗经》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则偏重于指陈《楚辞》在经典之后的变化与创新，指出《楚辞》是后世文学学习效法的对象、范本，对其“奇”要有所节制，侧重于对其艺术成就的肯定。此乃驭奇之思。至此，刘勰方提出“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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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辨欬唾可以穷文致，

骚》）此乃“文之枢纽”之最终结穴，就是要执正驭奇——执五经之正，驭纬书、楚辞之奇，达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一思维原则及基本思想，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其笼圈条贯、原始要终、唯务折衷的思维方式，最终的结穴也在于此。

刘勰以此来结撰《文心雕龙》一书，论述相关的理论问题。《宗经》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四则义贞而不回”，。贞，正也；回，邪曲，与“奇”接近。义贞而不回，指思想的正直而不邪曲，也就是“正奇”之关系。《史传》批评“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章表》主张“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诸子》主张“弃邪而采正”，《体性》说文章风貌乃“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定势》曰“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知音》提出文学批评的“六观”时，有“观奇正”之标准。可见，刘勰以执正驭奇的思维原则，建构其文之枢纽、文体论、创作论以及批评论的体系，其作用及影响颇为深远。

韩愈最终成就为杰出的文学家，与其执正驭奇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使其能够有所执持且斟酌取益，不偏颇狭隘。韩愈《进学解》以《庄》《骚》与《尚书》、《春秋》、、《左传》、《易》、《诗》等儒家经典相配，以为学习之典范；《送孟东野序》以庄周、屈原为善鸣者，应该说这一认识来源于刘勰，倚雅颂，驭楚篇，是其执正驭奇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

唐初以来，对屈原之评价大都持贬辞。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将屈原作为淫丽文风的始作俑者而加以抨击。李白神往屈原，却又批评屈原，《古风》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认为屈原哀怨，不合于风雅正声。古文运动的先驱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曰：“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以为屈原怨靡，悖离孔子之旨，乃致乱之源。其兄韩会《文衡》以为孔门文学之道，“论其始，则经制之道，老、庄离之；比讽之文，屈、宋离之；纪述之体，迁、固败之”。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曰：“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贾生、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途者也。”《文心雕龙时序》则曰：“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而纵横之诡俗，实乃霸道。如此，则梁肃将屈原及楚辞作为霸道之文学上的代表而加以贬抑。可见，此类议论，有意无意之间都将屈原及楚辞作为贬抑批评的对象，实际上是否定了楚辞的巨大艺术成就，忽视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

韩愈则不然，借鉴刘勰执正以驭奇的思维方式，以经典为根本，汲取楚辞的艺术，融会贯通，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畬。

韩愈未曾对刘勰及《文心雕龙》有过评论，至少现存文献无法钩稽出相关的直接证据。但没有直接论述，并不意味着韩愈与《文心雕龙》没有关系，或者说，韩愈没有接触过《文心雕龙》，而下这样的断语，至少是不科学的臆断。

韩愈读书范围极广，几乎无所不读。《答侯继书》：“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上兵部李侍郎书》自称：“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六朝文献，韩愈对《文选》颇为熟悉。近人兴化李详别有会心，撰成《韩诗证选》，其序曰：“韩公之诗，引用《文选》亦夥，惟宋樊汝霖窥得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谓文章必以经书为根本，根本树立且牢固，执正以驭奇，则兼收并蓄，出入艺文，无往而不利。因此，韩愈略无贬抑屈、宋之辞，而《答崔立之书》称赞屈原为与孟轲、司马迁等相并列的“豪杰之士”，对《楚辞》则要“沈浸浓郁，含英咀华”。对《庄子》文学的重视，也是韩愈的独到之处。《庄子》一书，自魏晋以来，列为“三玄”，仅仅是从其思想上来学习的。《文心雕龙诸·子》曰：“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以为“庄周述道以翱翔”，论及诸子之文采，却曰“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未能论及《庄子》。钱锺书《管锥编》曰：

《文心雕龙·诸子》篇先以“孟轲膺儒”与“庄周述道”并列，及乎衡鉴文词，则道孟、荀而不及庄，；《诗序》篇亦称孟、独标“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

荀而遗庄，至于《情采》篇不过借庄子语以明藻绘之，正如不可或缺而已。盖刘勰不解于诸子中拔《庄子》、于诗咏中拔陶潜；其不解于史传中拔《史记》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识犹未逮。并引陆游《剑南诗稿》卷四九《雨霰作雪不成，大风散云，月色皎然》自注：“韩文公以《骚》配《庄》，古人论文所未及也！”钱氏感喟“诚非妄叹”、“文章具眼，来者难诬，以迄今兹，遂成公论”。韩愈执正以驭奇，纠正历来偏失，且以匡刘勰之未逮。而韩愈在思想领域，扶树教道，攘斥佛老，以《老》《庄》为异端之学，攻之不遗余力；其文学创作而论，则欣赏其文辞及巨大艺术成就。此正是韩愈执正以驭奇、辩证无碍之理论思维之可贵，而这样的认识，不能不说是接受刘勰《文心雕龙》先进的思维方式，立足于文学及文论的实际，全面衡鉴，辩证思考的结果。

应该说，笼圈条贯、原始要终、唯务折衷以及执正驭奇的思维方式，是融会贯通的，韩愈对其接受亦是整体而全面的，之所以条分缕析地论述，实乃为了表达的方便而已，切不可割裂其内在联系，甚至于片面理解，这是需要说明及注意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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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10年第５期

此旨……始知韩公熟精《选》理，与杜陵相亚。”韩愈精熟《文选》，而刘勰又与《文选》有着密切的关系，且《文心雕龙》一书经当时闻人沈约品评“深得文理，常置诸几案”。以韩愈之好学深思，寻访异书，体大虑周、百代之精华大备且有高名之《文心雕龙》自然应在韩愈的阅读视野之内。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一《刘勰》曰：“士衡《文赋》一篇，引而不发，旨趣跃如。彦和则探幽索隐，穷形尽状；五十篇之内，百代之精华备矣。其时昭明太子纂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实总括大凡，妙抉其心，二书宜相辅而行者也。自陈隋下讫五代，五百年间，作者莫不根柢于此。呜呼盛矣！”韩愈精熟《文选》，自然亦精熟与《文选》有密切关系的《文心雕龙》。而且，《文心雕龙》一书在唐代并不寂寞，流传广泛，为士林所知晓，流传至今之珍若拱璧的唐写本便是明证。大史学家刘知几有感于“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受刘勰启发而撰《史通》。韩愈曾任职史馆，对史学名著《史通》自是精熟，因而也不会对启发刘知几创作《史通》之《文心雕龙》陌生。

从韩愈的理论来看，韩愈对《文心雕龙》是相当精熟的，对其思维方式借鉴运用，创造性地建构其文学理论的体系——韩愈文学理论的表现形式虽然比较零乱，并未有理论专著（此乃传统的撰述习惯使然），但其理论表述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已经构成了自具特色的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韩愈以《文心雕龙》的思维方式，既观衢路，又照隅隙，通贯古今，又兼顾文体与创作理论、风格理论、批评理论，既有兴到之谈，亦有比较严密的理论表述，树立“道”的标准以贯穿始终，又时时关注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执正以驭奇，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建构了理论体系，并使之臻于圆照之境地，并因此而成为唐代文学理论的大家。正是这种理论上的高屋建瓴，韩愈能够比较好地认识文学及文学史上的现象，别出心裁，有批评有肯定，批评而不废弃，肯定而不全盘接受，博观圆照，辩证思维，而有自己的创造。刘熙载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而钱基博则论述得更为细致：“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愈则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而指归本之六经，气格融蜕两汉，议论学贾谊、董仲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模《国策》、《史记》，碑志参班固、蔡邕；而运以司马迁之逸气浩致，以上窥周秦诸子之宏肆，缀以扬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书之雅健；所以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韩愈能够立足于理论的制高点，统观文学，以其绝大才力，在理论与创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于后世极其深远。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8页、第498页。

叶瑛校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9页。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7页。以下所引《文心雕龙》篇目均此版本。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页、第39页。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177页，第1页。以下所引韩愈文章均此版本。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39页，第540页，第860页，第1011页。《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卷。此处参考张少康《文心与书画乐论》之《刘勰的佛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78页。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518，卷315，卷518。

黄宗羲：《南雷文案三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刘熙载：《刘熙载集·艺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第66页。

曹操等注：《孙子十家注》，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67页。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周祖《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7页。李详：《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2页。孙梅：《四六丛话》，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五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96页。刘知几：《史通》，四部丛刊初编本。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46页。韩愈与《文心雕龙》的密切关系启示我们，对一些文学史上、理论史上的前后传承、相互影响之人物、著作，不能漠视，也不能仅仅寻找一些简单的语源上的联系，以期获致其传承关系，而是应该深入文学内部、理论的思维过程、思维方式，来探求内在的传承与影响。此乃一种隐性而深刻的传承、影响。关注这种隐性的文学现象、理论现象，对我们探索文学及理论的内部联系，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秀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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