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传播相关知识

一．方言的来历

（1）按照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先生的理解，方言（dialect）“是共同语的继承或支裔，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他亲属方言的某些语言特征，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属于民族的统一标准”。 从世界范围看，属于任何一种语言系统的方言，其形成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社会的分化——如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建立时，蒙语是统一的，但由于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社会产生了分化，方言随之产生；社会的统一——如北美印第安人结合成部落联盟时，就将原来各部落的语言在融合的同时，也产生了部落方言；大规模的人群迁徙——现代美国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实际上就与英国人成规模迁徙直接相关；对社会交流不便的地理环境以及落后的社会形态——即便有民族共同语，一个社会如果出于相对封闭的自然或落后形态下，不同地域的人彼此之间长期缺乏交往，也会形成与地域相应的共同语分支。 （2）汉语方言的来历

具体到我们汉语方言及其地理格局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加上地理条件的阻隔以及落后的社会交流形态。著名语言学家周振鹤、游汝杰通过大量的历史史事和方言现状研究后认为，“历代移民是汉语各南方方言的历史渊源，也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主要成因。”现代汉语方言，学界通常将它们归并为七大类，除了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的北方方言外，还有南方的吴方言（分布于江浙沪）、闽方言（分布于福建与台湾）、粤方言（分布于广东广西）、赣方言（分布于江西）、湘方言（分布于湖南）以及客家方言（散居于广东、江西等地）。由此可见，南方方言是随着北方民众因政治或军事等原因导致的大规模移民而产生的，是直接受到以古代不同的时代所产生的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系统浸染而形成的汉语地域支裔。为了行为简便及与方言节目有相应的针对性，本文仅以吴方言中的杭州话为代表，对其因移民而形成的过程作简略介绍。 处于吴语区的杭州初民，在受北方文化影响之前，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其语言风貌也就无从谈起。历史上记录的最早的活动，就是关于北方文化南下的过程。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录：“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从当时的情况看，吴太伯、仲雍举家南迁，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和先进的北方文明，也同时带来的当时的汉语“雅言”——这就是“吴语”的最早形态。这可以看作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汉语对南方话的第一次影响。随后几千年的交通阻隔和文化交流的实际疏远，到了汉后，受北方话影响的吴语已经与一直在发展变化的北方话有了较大差距，这可以从《吴越春秋》（汉赵晔著）《说苑》（汉刘向著）等古籍中可以看到。到了西晋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匈奴王刘聪派遣石勒等攻打晋国，歼灭晋军十万，入都城洛阳，俘获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为躲避战乱，北方大批民众率家南迁，进入吴地，“人口估计在百万以上，超过了土著”这就必然导致北方话对吴方言的第二次大规模浸染。《颜氏家训·音辞篇》就记录了东晋时期北方话成为朝野标准语的情形：“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按照周、游的研究结论，此时的“北方官话逐渐取代了吴语”。此时的杭州话也同样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

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包括杭州话在内的吴语与北方话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差异，这就是至今仍流行于苏州、上海、宁波等地的吴语形态。然而，南宋时期又一次大规模民众南迁，直接导致了今天与周边地区吴语有很大差异的杭州话的产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切见临安（即北宋杭州）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显然，不仅仅是在政治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皇室等的南迁，而且人口也数倍于当地居民，他们所带来的当时的标准语必然极大地影响了杭州吴语，用周、游的话说，就是“使杭州原有的语言发生变化，带上北方话的特点”。至今杭州话中很发达的儿尾词、人称代词不用“侬”、“伊”而全用北方话的“你”“我”“他”等就是受北方话影响的明证。通过这些简单介绍可以看出，杭州话并不是一个与北方话更不会与普通话相对独立的代表地方文化特色的“语言”系统，她只是古老汉语的一个分支，与北方话有不可割分的渊源关系，是普通话的低级形式之一。如果把杭州话比作一个活化石的话，她至少由三层层级岩状的成分构成，即便将最原始的吴越土著话算在内，在经过三层北方话的反复冲洗后，所留下的已都是汉语的风骨。与现代北方话所不同的是，尽管遗留的根是北方话，但由于地理、交通以及文化等原因，在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后，今天的杭州话更多地保存了原来那个时代的风貌，而北方话却一直在向前发展，这就是今天包括杭州话在内的南方方言与北方话所有差距的直接原因。就整个南方方言而言，其他方言在形成过程中，或许有移民的源头、数量、时间、次数上有区别，但无一例外的，都是北方人大规模南迁后带去的北方话的遗留。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南方方言与北方话都不具有并列的关系，而是树枝与树干的关系。弄清楚汉语方言的这一形成过程，就能很明白地看到，一些将某个方言与北方话甚至与普通话并列而谈的观点，就显得十分荒唐而不值一驳了。前文所引的外国语言学家对语言消失的担忧是针对民族符号系统而言的，用它来佐证保护方言的理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一．方言传播的魅力

（1）方言具有简洁、形象、生动的特点，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关注和呼吁方言复兴的\"方言风暴\"的发源地是广州，而粤语节目的繁荣，在全国引发了一系列的方言节目的纷纷出笼。从现实情况来看。粤语、闽南语、东北话……几乎所有的方言都上了国内的广播电视。方言具有简洁、形象、生动的特点，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方言独具的AI（Audio Identity 听觉识别它是根据人们对视听觉记忆比较后，通过听觉刺激传达理念、形象和元素，能更好地实现传播记忆的识别系统）自始至终为节目贴上了一个无形的听觉标签，有利于提高节目的品牌知名度。方言是在特定区域、特定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它承载和记录着这方土地上的历史和居民的情感，充分体现了民间语言的独特魅力。 （2）报纸等传播媒体运用方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方言的运用，乃至以专栏、专版形式大篇幅见诸报刊，给都市类报纸增添了不少韵味，行文更形象、生动，表情达意更准确、贴切，对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适当运用方言，追求的是新闻的进一步本土化，打造报刊的本土特色；增强了报刊的亲近性，渗注了“以人为本”的现代传播观;适当运用方言，便于方言中心区的方言言说者与非方言言说者沟通，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 （3）

二．方言传播的原因

三．方言传播的途径 （1）方言电视节目

方言节目指各地媒体尤其是地方广播电视媒体，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以区域性观众为主要定位，以方言这一独特语言表达形式推出的一些节目。比较典型的就是泉州电视台第四频道——闽南语频道的开办，它是首个经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准开办的方言频道，是以泉州方言节目为主、以闽南人文为特色、以\"传承闽南文化，服务两岸乡亲\"为宗旨的、中国大陆第一个全部采用闽南方言播出的综合频道和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构建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载体。其次，一些外国经典译制片也被用方言换译并在电视台播出，如《猫和老鼠》《唐老鸦》等。 一方面，在方言电视节目和普通电视节目同质的情况下，有方言背景的受众更倾向于收看本方言的电视节目（前提是那些节目质量比较高）。方言节目活跃的地区大都具备几个特点：经济发达，文化厚重而活跃，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生活悠闲而富足。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市民，无不对自己的家园产生自信甚至自恋。

另一方面，在现代快节奏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他们需要这种认同和呼应。另一方面，媒体在运作方式的改革上必然会由以传者为中心走向以受者为中心，受众的需求直接决定了媒介传播效果的好坏。

此外，方言电视节目视角平民化、内容生活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在接近性和亲和力上有着其他节目无法比拟的优势。

（2）方言歌曲 （3）方言文学 （4）方言剧

四．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在一个有相当幅员的农业国度里，方言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便那个时候，为了统治和管理的便利，也同时存在一种有全国适应性的通用语，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态，在我国就一直被称作“官话”。随着交通条件的便捷化、经济生活的市场化等近代或现代社会形态的产生，共同语的出现和应用就变得非常迫切。于是，普通话应运而生。普通话在中国属于共同语，占据主导地位，而方言所占的比例比较小，不可能动摇普通话的绝对主体地位。然而普通话中的很多词汇来源于方言，比如\"尴尬、懊恼、垃圾\"等来自吴方言，\"酒楼、打工、炒鱿鱼\"等来自粤方言。同时，方言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吸收了普通话中的许多东西，从而剔除了一些消极的、低俗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粗话和词汇。 五．方言和普通话可能存在的冲突

（1）过多使用方言会影响传播效果，而使用普通话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传播理论认为，传通是一切传播致效的前提。按照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媒介语言之能够被受众所解读，首先要通过编码者按照一定的规划对所获取的信息资料进行编码，使之呈现为一定表现形式的信息符号 “成品”，最后该成品再通过译码者按照一定规则进行解读才能实现意义的传播。对于媒体的方言传播而言，亦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传播媒介与受众

之间首先要存在着一套共通的语言规则。也就是说，无论媒介采用的是标准语言或方言，无论其编码后的成品是采取文字形式还是有声语言的形式，都要求编码者/译码者之间的规则一致。这样才便于译码者对文本符号的识读。在这方面，标准语言的语法规则是明示的，其意义通常来讲也是相对明确的，而方言的语法规则往往是潜在的或约定俗成的、有时候甚至是随意的。因此，方言的传播效果是特定的，受限制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的方言传播是有局限性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如果因特殊需要用方言播音的，第十六条对其手续作了特别的补充规定：需“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

从上举两部法律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明确了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在国家语言选择上的不二地位，语言文字专门法更是对新闻媒体在做一般节目播报时的用语作了清楚的规定。如果说因为传统的原因，某些人法律意识不强，那么作为社会“啄木鸟”和富有社会良心之责的新闻从业人员无疑在遵守法律执行法律方面要走在一般社会民众的前列，起着引导作用，怎能只是因为暂时的实用需要而置法律条文于不顾？而且这样做了不但没有任何的愧色，甚至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各种看似堂皇的理由呢？

（三）新闻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也有了相关的管理条例即《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9月1日施行），其中第三十六条对其工作语言及在此方面所担负的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由此可见，新闻部门专门法规与国家法律在使用普通话推广普通话这一点上，具有完全一致的精神。比较而言，近期在近乎泛滥的地方台方言节目及报纸方言栏目的现象中，一些主持人或其他新闻从业人员为其节目所辩解的理由，就完全失去了法律法规的依据。

标准音(官话)和方言之间本无明显的语言界限,当某一种语言得以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则其他的语言便被归于边缘化,那么相对于官话就可以被称为“方言”了。但是,这个道理也不完全尽然,官话地位由和政权政令息息相关,比若一定时期内,广东和上海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起着排头兵作用,但是,他们却不能是官话,因为在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普通话,即“汉民族的共同语是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为主作为语言规范的普通话。”那么,汉语方言就有了北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等七类方言的划分。 既然方言的地位已定,语言的实质便是交流,那么,语言的融合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在一定的时间,方言便归于消亡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不过,一段时期内的两者共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现在的中国,经济文化多元化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能完全提供方言消亡的必要条件时,方言在一定范围的勃兴也属正常,是情理当中、在所难免的事情。于是,整合了现代文明的语言特点和奉承了传统思维的衣钵的方言的冲撞也自然在所而难免了。因为语言的统一能为不同方言区的人快捷准确地交流提供方便，反过来，社会交流的频繁及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又势必促进方言之间差异的快速消失。

六．关于处理好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的关系。

方言，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

普通话，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方言，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 方言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作为一方之言，是有其独特之处的。它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方言的产生，在原始社会多半是由于集体迁徙的结果。一个部落中的一部分人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原来部落失去联系，他们的语言也就逐渐发生变化。

可是时代的发展，地域上的抽象缩小，使得地方与地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方言便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新闻联播全部用四川方言来解说的话，恐怕这新闻只有四川人能知晓了。普通话的推广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了，这也是大家都认同的。

普通话的基础是北方话。这是因为中国在历代都是以北方为政治经济中心的，辽、金、元、明、清都定都在北京，而且北方方言的使用人数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5％，分布的地域最广。因此，普通话就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它同时从其他方言吸取营养（从方言中吸收词汇、语法甚至语音的个别成分）来充实自己。所以，普通话比之任何方言（包括北方话）更加丰富，更加具有规范性、公众性。民族共同语既植根于方言，又高于方言的特性决定了它的普及性和推广性；同时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分支，为某一个地域的人群服务。随着社会统一和对外交往的日益发展，人们文明水准的日益提高和语言文字工作的日益法制化，更要求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语，在正式场合和公众场合使用具全民性和较强规范性的普通话。然而，方言的地域性和亲情特点也决定了方言在局部地域存在的必要性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

有人用形象的比喻来解释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为类似节目寻找理由：“普通话好比国有大中型企业，地方方言就像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占着主导地位，这也不妨碍私营企业有生存空间啊。”我们正视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但这项工作不可能

朝夕可就，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另外，推广普通话的目的也不在于消灭方言，方言的消失将是一个必然的自然的趋势，但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方言仍会在一定范围以适当的形式存在。

普通话，即现代标准汉语，又称国语、华语，指通行于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海外华人的共通语文，为现代汉语共通的交际口语与书面语。普通话基于现代北方汉语的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并作为官方、教学、媒体等标准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官方语言，是新加坡共和国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非官方语言）的法定地位。普通话也是方言󰀀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和北方方言为基础，这里的北京语音并不包括北京的土音，北方方言也并不包括北方的土语；这里的北方的含义是广义的，包括我们江淮一带。这样，普通话的词语中，扬州方言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扬州方言是江淮官话（俗称下江官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

于北方方言。当然，普通话中也不包含扬州方言中的土音土语。普通话是提炼多种方言后的结晶，是方言的升华。󰀀方言的形成󰀀方言起源于部落语和部族语，是汉语的地方变体。方言的形成是不发达地域之间缺少沟通的结果。现在，越是不发达的地区，方言的种类往往越多。世界上大约有3500种语言，其中非洲就有1140种。󰀀方言的价值󰀀方言本身确实也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情结。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方言能继续发挥增进乡情、亲情的作用；在艺术领域，有继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试想若用普通话演唱苏州评弹或说扬州评话，那就不成其为地方艺术了。方言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但普通话毕竟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高于方言。普通话的音素更为齐全，且用四声调配，节奏感、音乐性强；普通话的词汇和习语空前丰富，更富于表达功能。如果用普通话和方言分别唱歌，或朗诵散文、诗歌，或宣读政府声明，感染力与效果就明显有别。󰀀方言终将消亡󰀀目前世界上的语种尽管有三、四千之多，但被各国定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也就65种左右。由于共同语的建立，各种语言的方言都在逐渐衰退，方言的作用日益缩小。󰀀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也是相互影响的。普通话的逐步普及，必然会对方言语音逐渐产生影响，吴语中的王黄两姓不分，扬州话中牛刘读音无别，林凌、苏舒等读音相同的现象终究会要变化的。方言也必然会从普通话中吸收大量词汇，同时摈弃一些只有读音而无相应文字或已明显不合时宜的词语。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方言的退化，而应看着是方言的进步。当然，普通话也会不断地吸收从方言中流传开来的词汇。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各地的方言必然会趋同，将逐步统一在普通话的旗下。󰀀当然，方言的消亡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就像资本主义必定会消亡一样，谁也说不出会是在什么时候。从目前发达国家来看，尽管他们的民族语早已普及，但方言仍然普遍存在。英国英语以牛津音为标准音。但如你去伦敦旅游，街上能不难听到当地土音及带苏格兰或威尔士腔的非正宗英语󰀀就我国目前情况看，方言远未进入消亡阶段。有些地区由于经济的发达和扩张，当地的方言还处于发展阶段，甚至有外溢现象。说“世界上每年都有语言在消亡”，甚至说“每天都有一两种方言消亡”，是言过其实，是不可能举出实例来的。󰀀 方言无须保护󰀀方言的产生，发展，衰退与消亡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方言无法保护，也保护不了。语言是人们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是工具就得不断改进、更新，以至扔掉落后的，用上更先进的。󰀀鼓励同一方言地区的人群总是使用方言是办不到的。随着人们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文明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是中老年人也喜欢说一两句普通话了。󰀀由于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同接受教育，对外交往密切相关，年轻人爱说普通话往往能借以标榜自己的文化档次。有时候，一个人说话的发音、用语和语调确实可以成为这个人的文化高低和气质雅俗的一个标志。 我国推广普通话并不禁止说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会说方言的基础上学会普通话。1958年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但我们不能由此拒绝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尤其是我们教育部门更要把握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原则去把握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第一项原则：推广普通话，加大普通话使用力度。必须不断扩大普通话的应用范围，在各种正式场合使用普通话。比如在国家机关的公务用语中，在学校的教学用语中，在广播、电视的播音中，在各种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用语中等，我们都要使用普通话，让人与人之间交流起来更方便，不会因为地域的原因产生隔阂。 第二项原则：保护方言文化，维护多元空间。如果有人说，地球上保留了几十种至多几百种动物就足够了，其他的物种可以任意捕杀，或坐视它们随着生存圈被人类蚕食而渐渐消亡，有良知的人们一定不会同意。语种保护的意识甚至还落后于动物保护，尽管语种死亡或

即将死亡的速度是空前的。英国人克里斯特尔说，目前全世界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一半将在下个世纪灭亡。即每两个星期，将有一种语言在世界某个地方消亡。据说世界上的语言学家们在花费大力气搜集濒临死亡的语言，以求为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保留下更多的标本。文化储藏积淀在语言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储藏在其多样的语种中。一个强健的生态系必然是多样的，反过来这种多样性又可以帮助它适应和安渡环境的变迁。正如同一个愚钝的村妇宁愿牺牲一点便利，也会拒绝将她的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据说爱斯基摩人有上千种关于雪的词汇，蒙古语中有无数关于牛马羊的词汇，阿拉伯语中有无数关于骆驼的词汇。韩少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海南的农贸集市上问一位鱼贩，他卖的是什么鱼，鱼贩一言蔽之：鱼。韩最初以为人家语言贫乏，后来才知道，人家知道上百种鱼的称呼，只是用普通话没法对你讲。这些称呼自然只是最表面的价值，其下面的深不可测的文化含量是我们无法估量的。 第三项原则：普通话，教育工作者必修课。 一、推行普通话的意义

推行普通话是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

普通话是以汉语文授课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是以汉语传送的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规范语言；是汉语电影、电视剧、话剧必须使用的规范语言；是我国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在公务活动中必须使用的工作语言；是不同的方言区以及国内不同民族之间人们的通用语言。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我国各民族的交流与往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 保护地方文化的意义

地方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见证。既然如此，保护地方文化也就是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延续的根本。地方文化不应被无视，也应纳入保护的范围。

三、 二者并不冲突

承前所述，两张哥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力的承载中国文化。而仅在方式与方法上存在分歧，我们要做的便是保护地方文化、方言，丰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的基础上，推进普通话的普及，增进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

小结

综上所述，普通话必须推行，方言也必须保护。作为强势的普通话，在普及上应遵从一下三点原则

1．推广普通话，必须不断扩大普通话的应用范围，应在各种正式场合使用普通话。 2．保护方言文化，维护多元空间。，不得以行政命令，法律法规的形式限制公民说方言的权利。

3．教育工作者必须使用普通话教学。

1958年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在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上，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并在一定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另一方面，承认方

言在一定场合具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不妨碍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诚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使用方言的范围有所缩小，这是文化交融的必然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显然不应有人为因素，应该自然选择。

普通话，方言，永远不应是到单选题。

普通话普及与方言保护的关系就像是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两者不能舍其一。虽然方言的萎缩是推广普通话的客观结果，但是我们可以为方言留下一方生存的空间。普通话可以作为工作语言，公众语言；而方言可以用于家庭生活和民间艺术。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有些人能掌握多种语言，所以我们完全有能力同时掌握普通话和方言。 普通话普及与方言保护的关系就像是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两者不能舍其一。虽然方言的萎缩是推广普通话的客观结果，但是我们可以为方言留下一方生存的空间。普通话可以作为工作语言，公众语言；而方言可以用于家庭生活和民间艺术。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有些人能掌握多种语言，所以我们完全有能力同时掌握普通话和方言。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有人担心一些强势方言如粤语、东北话、以上海为中心的吴方言等会影响普通话的推广，也有人担心推广普通话会消灭方言，使方言的实用价值消失、方言承载的地域文化萎缩。那么，如何认识和处理推广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呢？ （一）、相依共存、相互吸收、互相丰富、共同发展

200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在地方曲艺、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方言的可以使用。这是有道理的，地方曲艺如果用普通话说唱，就没“味”了。但是，我不赞成“保卫方言”的口号和一些地方准备为方言立法的设想，因为方言并没有受到侵犯。理想的境界应该是，该说普通话时能讲普通话，想说方言的时候就说方言。普通话与方言是相依共存、互相吸收、互相丰富、共同发展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按照语言发展规律，方言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 1、为何要保护方言

最早提出“保护方言”的是吕叔湘先生。

据了解，现代汉语大致可以分为七大方言，而每一个方言下面又有不同的分支，可谓种类繁多。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有的时候还承载着一份独有的地域文化，但是方言显然因为媒体的发达、人口的频繁流动以及飞速的现代化进程而在日益遭受威胁。

我们应该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保护好各地的方言，这两者并不矛盾的。语言的多样性应该得到保护，但语言应该是和谐统一，而并不是去排外的。地方方言是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中国的很多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依托的，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 2、保护方言的重要性能 教育部的权威人士曾说，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一向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原则。据一位在汕头供职多年的干部介绍，当地归侨基本上是“与家乡人讲方言，与外地人讲普通话，与外国人讲英语”，见到家乡人说说方言确实有一种同根同源的亲切感，当然也有有意维护“故乡情结”之意。但他又认为，如果不分场合与对象刻意保护方言，就可能在心态上形成一种“方言优越感”。特别是在国内一些有上百万流动人口的经济发达城市，如果以方言昭示这种优越感，甚至故意捉弄不懂方言的外地人，也会导致外地人的反感，不利于交流沟通。 3、说普通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普通话是国家法定的公用语言。在正规场合说普通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与保护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出于适应交流的需要，如今许多香港、澳门人都在积极学说普通话，同时也没有妨碍他们在非正规场合讲方言。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付程的话说，只有越规范的语言，自由度才越大，传播范围才越广。

“文明素养首先是靠用普通话表达和交流被人认识的。”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普通话推广处调研员郝阿庆这样说。在一个市场化的知识共享的环境中，学会与不同人群、用不同方式沟通，将成为每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先决条件。这种沟通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学会使用普通话。 （二）、普通话和方言和谐统一

方言是我国极为丰富的语言资源，在语言交际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邻里之间谈谈家长里短，说说方言何妨？地方戏曲，如果离开了方言，还能不能为人们接受？地方电台或电视台适当用点方言播音也无关大局，但是中央台不能，因为面对的是全国听众。在教育、宣传、公务活动和公共交际中必须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是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并非歧视方言，更不是消灭方言；方言是汉语的地方变体，是局部地区人民群众的交际工具，可以为普通话起一定的补充作用，比如方言可以为不会讲普通话的老年人和偏远地区群众的沟通服务，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增进亲情乡情的作用，在艺术领域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把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学习方言会不会影响普通话的推广呢？应该看到语言的演变是个历史现象。既不能揠苗助长，操之过急；也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五十年前在推广普通话上有些急躁，那时的目标是汉字拼音化。如果当时不搞拼音化，这样许多方言将会长期存在。某些地区在课本中介绍一些当地方言，对于保持当地的文化特色、生活情趣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如何在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两者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