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

万方数据２００３年３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Ｍａｒ．　２００３第１３卷第１期Ｃｈｉｎａｓ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场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ｌ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方铁张维Ｋ又月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各个时期的洽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古代治边思想总体上有两个葵本的特点：统治者对开Ｉｆ拓土多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守在四臾”；从・华史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在边报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科糜统治，同时重视在边稚传播封建文化的教化作用。文章还以封建统治者对边组民族的治策和对边抢的经济开发为例，阐述了古代治边思想对边粗治策的广泛影响。　　　　关．词古代治边思想特点演变影响作者方铁，１　　　　９４９年生，云南大学西南边扭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张维云南大学西南边服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地址：昆明市，邮编“００９１０　　　　古代治边思想与封建王朝在边疆的统治有密切联系，因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近年研究古代治边思想和治策的论著不少，一些论著亦颇有新意，①但充分论述的所见不多，尤其对治边思想的内容、特点、演变和影响进行研究的甚少。本文就后３个问题试为考述，以期抛砖引玉。②一、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治边思想具有动态发展变化的特点，不同时期的内容有一定差异，但从基本史实和古人的相关论述，仍可总结出其基本的特点。鉴于治边思想在统一王朝时期记载较多，本文以汉、唐、元、明、清诸朝为探讨的主要对象。　　　　如何看待秦朝和西汉的开疆拓土，历来评价不一。较早谈及秦始皇开疆拓土的文献是（淮南子》。议论汉武帝开拓边疆的史学家，宋代以前主要有司马迁和司马光。（淮南子》言秦始皇发卒攻岭南，是因为“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矶”。《史记》成书时汉武帝还健在，司马迁不　　　　①例如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杜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马汝布、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握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②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内容丰富且复杂，与封建王朝的边疆民族统治思想虽联系紧密，但毕竟有重要区别。作者拟另撰文探讨古代治边思想的内容及其相关同题，此不拚述。一　　　　　　　　　　　　　　　　　　　　１１一万方数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便直抒胸臆但从其行文仍可推知其意。＜史记・大宛列传》说：张赛返自大夏，建议打通经西南夷至身毒的道路，“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夷，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遂再度用兵西南夷。司马光如此评价汉武帝：“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①综而言之，对秦皇汉武经略岭南和西南夷，以上论者大致有如下看法：拓疆广地可使封建王朝“威德遍于四海”，并以利诱使大月氏、康居之属人朝；可搜罗远方奇物，如岭南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矶，大宛之汗血马；西南蛮夷之地无贡赋输内和丁壮充卒之利，经营其地得不偿失，若贪外虚内务欲广地，势必扰民耗财动摇国家根基，“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②　　　　唐朝极盛时，直辖地区的版图虽小于汉代，若论羁摩府州管辖范围则远超两汉。唐朝所以取得这一重要的成就，与唐太宗的治边思想有关。从两唐书等史籍相关的记载来看，唐太宗具有如下治边思想：“四海如一家”，“胡、越一家”，封域之内，皆唐廷赤子；反对四夷为“身外之物”的说法，若边疆地区落王凌上虐下，“民延颈待救”，唐廷不能坐视不问；“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若施之德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如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前代帝王招徕绝域，目的是“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类似的做法“联不为也”。上述思想的核心是“四海如一家”、“夷狄亦人”和以德泽治夷。这些认识是相当进步的，研究者多予肯定。但唐太宗的治边思想仍有其局限性。首先，太宗治边和怀柔边疆民族的思想是从“四海如一家”和“德泽治夷”等道德观的角度出发，尚未充分认识到开拓和巩固边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开发以后边疆的利用价值也认识不足，认为招徕远域“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为明君所不为，可见太宗的看法并未突破前人案臼。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廷经营边疆地区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却因赋税收益甚微，以致经营边疆难以为继，这种情形在唐代已有人指出。神功元年（（６９７），蜀州刺史张柬之上书请罢姚州，其言：“（姚州）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人，戈戟之用不实于戎行，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巨窃为国家惜之。”③唐朝的重臣杜佑，历任容管经略使、　　　　岭南节度使等重要地方官，在德宗、顺宗和宪宗三朝出任平章政事等要职。贞元十七年（８０１），杜佑向朝廷献上费时２０余年撰成的《通典》，其中有论治边之策，其言：治国“患在德不广，不患地不广”，治四夷但羁魔而已，不应论封域之广狭；秦汉后历代以“拓境为业大，远贡为德盛”，结果杀人无数，影响国家的安定，当事者甚至遗恶万代；治理四夷之法，是“来则御之，去则备之”，若续武讨伐戎夷，当蹈，’舍近而图远，劳而无功”覆辙，治国者应切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卜开元、天宝间天下安谧，因“边将邀宠”挑起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致唐朝异域丧师数十万人。如此离全局溃败已为期不远。杜佑的看法在唐统治集团中颇具代表性，亦可视为封建社会的前半期，封建士大夫在开孤拓土问题上通行的看法。蒙古统治者来自草原，　　　　最关心的大事是征伐、狩猎和宴飨。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还认为对外的扩展受到神的核准与保护，其边界之外的国家被认为是正在形成蒙古帝国的一①（资治通鉴》卷２２（汉纪十四》臣光曰。②《汉书》卷６４下（终军传））ｏ③（Ｉ日唐书》卷９１（张柬之传》。１２　　　　一万方数据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部分。他们对进行征讨战争、沟通与他国的联系，以及通过交换和贡纳获得远方的珍稀之物深感兴趣。元朝对外多次发动战争，并重视发展通往国外的交通线，与其保持对外扩展的态势，及希望与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有关。在蒙元统治者看来，边疆地区与内地相比并无很大区别，边疆不仅是提供赋税物资的来源，也是进攻邻邦的基地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门户，因此应着力经营。在这种统治思想的支配下，他们不但刻意经营边疆地区的各行省，在不少方面还采取内地的方式施治，诸如在各地广泛设治并深入进行统治，普遍征收赋税和各种矿课，积极发展交通与开办学校，征调土军参加征伐战争等。正如（元史・地理一》所说：“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糜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朱元璋继承了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但反对对外扩张。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朱元璋对大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以后他又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①朱元璋把安南、逼罗、占城和真腊等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对上述国家的朝贡大都回报以厚赐，以达到“四夷怀服”的目的。洪武十四年，太祖出兵征讨云南，十六年他在诏书中说：“中国既安，守在四夷。昔者诸夷不遵声教，７，肆跳梁，特遣征南将军率师三十万问罪西南。”②“守中治边”和“守在四夷”，是清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核心。在清代前半期，清廷中持中国　　　　“居天下之中”的看法仍相当普遍，他们相信“中土居大地之中，汰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③雍正三年（１７２５），云贵总督高其淖建议向安南索取被侵占的２４０里土地，雍正帝诏：“联思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安南自我朝以来，累世恭顺，深属可嘉，方当奖励是务，宁与争尺寸之地，况系明季久失之区乎？其地果有利耶，则夭朝岂宜与小邦争利？如无利耶，则又何必与之争？联居心唯以大公至正为期，视中外为赤子。且两地接壤连境，最易生衅，尤须善处以绥怀之，非徒安彼民，正所以安吾民耳。即以小溪为界，庸何伤？贪利棒功之举，皆不可以为训。”④在得知高其悼奏疏的内容后，安南国王黎维陶上疏辩解，雍正帝命鄂尔泰处理此事。鄂尔泰提出的新界，自旧界又后退８０里。黎维陶上表称谢，雍正帝“嘉其知礼，’，又再给安南４０里土地。⑤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在边疆地区传播封建文化。其用意以朱元璋说得最清楚。据（明史・　　　　选举志一》，洪武二年，明朝初建国学，朱元璋谕中书省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联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今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ｆ日。”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又诏令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上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⑥①《明太祖洪武实录》卷６８（皇明祖训・簌戒篇》。②（明太祖洪武实录》卷１５３０③（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９３（四裔考一》。④（清世宗实录》卷３１０⑤（清史稿》卷２８８（哪尔泰传》。⑥（明太祖拱武实录》卷２３９０万方数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汉、　　　　唐、元、明、清的封建统治者，其治边思想有以下两个基本的特点：　　　　１．在通常的情况下，统治者对开疆拓土持相对保守的态度，甚至将之归为皇帝夸耀国威、追求域外异物的个人鲁莽行为。时代愈远，类似的看法愈普遍。历代多数统治者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实现“守在四夷”，即有效地保持边疆地区的安定，而不是对外获取土地。元朝是一个例外，元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向外发展。明朝建立以后，摈弃了元朝的做法，恢复了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①还应指出，历代中原王朝对北部游牧民族南下的抵御乃至反击不在此例，这种抵御是为了制止外来势力对中原文明的侵扰和破坏，维护自身的安定和持续发展，通常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护。在封建社会的后半期，不少统治者认识到巩固边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总的原则仍是保守既有疆土，并非以扩大疆域为目的而用兵，正如乾隆帝所说：“夫开边数武，联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②２封建统治者认为中国（或经济发达的黄河、　　　　长江流域）是天下文明的中心，以中国封建文明代表者的姿态，施政于边疆地区落后的“蛮夷”，即表现出所谓“华夷有别”的治边观。从这一认识出发、封建王朝对边疆及其以远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羁底统治，以丰厚的赏赐招徕其地的民族或势力入贡，在边疆地区征收赋税相对较轻；在边疆诸族反叛时，一些统治者主张“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同时普遍重视封建文化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注重通过发展封建教育、更易边疆旧俗等途径，把中原文明传播到边疆和僻地。另外，也应看到，由于封建社会自身的局限，封建时代很多时候法制大不过人治，统治者治边思想中相对客观的认识，与施行的实际效果经常有背离的情形，因此边疆少数民族被杀戮和盘剥的记载屡见不鲜。同时，在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边疆地区资源的重要，因此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榨取。凡此种种．都造成了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二、古代治边思想的演变　　　　一些研究者谈到历代王朝经营边疆地区，多习惯于列举统治者开疆拓土在边疆地区广泛设治，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羁康之制，以及向边服地区移民、在边疆地区屯田和传播内地文化等。一般来说，这些说法并无大错，但细究史籍，便会感到封建统治者对治边的认识和相应做法，不同朝代存在明显的差别。自秦汉迄明清，历代统治者经营边疆，对边孤地区开发利用的价值，以及经营边疆对国家统一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认识和相应的举措方面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统治者治边思想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与封建国家与边疆地区两者的发展，以及内地与边疆政治、经济上联系重要性渐趋明显等，都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有封建统治者所受时代与阶级局限方面的原因。因此，不可雷同化看待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及其治策，或把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归结为某种固定的模式。以历代统一王朝对西南边疆（　　　　指今滇、桂、黔和川西南地区）的经营为例。秦汉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创性设治，是对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其历史意义弥时愈久而愈为彰显。但统治者经营西南边疆或许出自某些具体动机，在某种程度上说，秦汉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到①参见拙著：（明朝统治者眼中的西南边握》，载（史学论丛》第八辑，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②（清高宗实录）卷３７７０１４　　　　一万方数据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在西南边疆开疆拓土所具有的伟大意义。秦汉在西南边疆施行“羁鹰之治”，也与在这些地区所置郡县尚属草创，封建统治大致是以所设的郡县为中心，向周围地区辐射且影响逐渐衰减有密切的关系。以大宗为代表的唐前期统治者，十分重视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唐朝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较前代明显深人，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亦有长足发展。但唐前期治理西南边疆地区，基本上是以“四海如一家”的华夷平等观和“德泽治夷”的施仁政观为出发点；对开拓西南边疆的深远意义和开发边疆进而实现其利用价值，还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①缘由于此，唐前期经营西南边疆百废俱兴不计成本，在管理方面缺少法制规范和施治的连续性，致使一些开明的治策鲜克有终。“安史之乱”以后，内优外患接踵而至。使唐廷应接不暇，同时吏治腐败决策错误不断。这一时期唐朝在西南边疆的做法多属解燃眉之急，处理边疆事务缺乏长远与全局的考虑。退一步说，若不发生“安史之乱”，唐朝对西南边疆地区以既定治策继续进行统治。能否长久颇值得怀疑。蒙元享国虽仅百年，　　　　却是西南边疆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由于蒙元贵族是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的偏见比较淡薄，对边疆少数民族亦较少歧视与防范。为获取赋税与矿产品，以及通过边疆实现对外扩展的目标，蒙元统治者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积极经营的政策。②统治者还在不少方面采取内地的方式施治，诸如在各地广泛设治并提高控制的程度，普遍征收赋税和矿课，积极发展交通与开办学校，大规模电田。元朝在南部边疆普遍推行的土官制度，也反映了统治者积极的治边思想。蒙元在治边思想上较前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对在边疆全面开发和充分利用资源也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一点把蒙元的积极经营与明清的普遍开发区别开来。另外，元朝享国日短，中后期迅速腐败，对其在边疆地区的经营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明朝继承了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明朝统治西南边疆地区的基本目标，是通过遣　　　　兵置守和施行土司制度以争取“无西南之忧”，以保证朝廷集中力量对付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央集权与实行卫所制度的影响，同时明廷对西南诸族强悍不易管理亦较了解，因此统治者在西南边骚地区派驻了众多的军队，镇守各地的军士及其家眷也成为强制迁徙的移民。大规模的屯田以及伴生的强制性移民运动，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清朝对西南边疆进行了全面治理与开发。清廷治边思想的核心是传统的“守中治边”及“守在四夷”，同时也继承了元明积极经营边疆的传统。清朝贵族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这一点与元朝相似。清朝重视经营西南边疆，还表现在积极发展交通业与文化事业等方面。清朝积极开发包括西南在内的边疆地区，与内地人口数量膨胀和急需得到边疆地区的金属原料等因素有关。③但也应指出，清代西南边疆经济发展的速度虽明显加快，但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是十分严重的。清代经营西南边疆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其统治的前半期与后半期，边疆治策内容上的差异颇为明显，施行的效果亦有较大差别。还应指出，　　　　就各个时期而言，统治者的治边思想通常都包括全局的考虑，由此形成了这个时期治边思想的总体特点。同时也应看到，同一时期统治者治理不同的边疆地区，也有所侧重或治策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全国各地不可等同视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古代的大部分时期，①参见拙著：（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②参见拙著：《蒙元经营西南边扭的的统治思想及抬策），（中国边握史地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③参见拙著：《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和举措》，（思想战线）２００１年第１期。一　　　　　　　　　　　　　　　　　　　　　　１５一万方数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封建王朝经营和防范的重点是在北部边疆，南部边疆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例如：西汉在立国之初，因调治战争创伤及忙于抗御匈奴，１０余年无暇顾及西南边疆。《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按：指西南夷地区）而开蜀故檄。”明朝治理边务的重点在北方。明代糙担、瓦刺诸部十分活跃，屡为明朝边害。朱元璋建明后实行分封制，诸子有不少被安排镇守北方。在西南边疆，朱元璋以养子沐英为云南总兵官，在广西地区亦委以重臣，通过在各地大量设置卫所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朱元璋在西南边疆地区遵循的原则，仍是守境以安，以及尽量少用刀兵，以达到“无西南之忧”的目的。清军入关后，经营的重点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进军西南边疆则指派降清的汉军作为前驱。侯大局初定，统治者把西南和广东、福建划为吴三桂等明朝降将的防区。全国统一后，清朝经略的重点仍是北部边疆。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乌兰布通一战，清军击败蒙古准噶尔部；三十五年康９帝率军亲征，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清朝在平定准噶尔的基础上统一了天山北路，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南疆。在东北地区，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清军在松花江一战中全歼了人侵的俄国哥萨克军。康熙帝继位后，加强了对俄国蚕食东北行为的抵抗，清军于二十四年收复了雅克萨城。二十八年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之间的东段边界。雍正帝时在西南边疆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目的则是为了清除地方反侧势力，并非是抗御外来的侵略。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始有重大改变，即为了应付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治边的重点从北方转移到东南沿海，随后出现了整个边疆地区严重的分裂危机。三、古代治边思想的影响　　　　封建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在边疆地区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例如：　　　　治边思想直接影响到对边疆民族的治策。过去研究者多注意封建王朝的边疆民族治策而忽略边疆治策，甚至一些人误认为边疆民族治策就是边疆治策。事实上，边疆民族治策和边疆治策虽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它们都是一定时期统治者治边思想的体现和衍生物。　　　　秦汉在边疆地区普遍推行的“羁魔之治”，与这些地区所设郡县尚属草创有关，“羁魔之治”所具有的松弛灵活和因时因地制宜的特点，与秦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既必须维系，但又不可能深入和牢固的状况是吻合的。唐朝在边疆设置羁鹰府州，是对秦汉“羁康之治”的重要发展。它具有以下特点：主要为控制边疆少数民族和安定边疆而设，设治的出发点并非是为了征收贡赋和征集丁壮；为控制设治地区的少数民族，通常即其部落列置州县，任命当地部落的首领为羁糜机构的都督、刺史等官吏，并允许世袭，这与秦汉以来封边疆民族的渠帅为不属于国家官吏系统的王、侯、邑长有很大不同；羁康府州的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在设治地区实行轻摇薄赋。唐朝在边疆地区实行的羁魔府州制度，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大体适应，对唐朝巩固在边疆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主汉地以后，忽必烈接受儒士“用夏变夷”的建议推行汉法。但忽必烈推行汉法不彻底，　　　　汉、蒙传统文化的冲突贯穿整个元代。由于蒙元统治者吸收儒家的封建思想及其治术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等传统偏见，在元朝统治者的头脑里比较淡漠，这也是元朝较少把帝国的外围地区看作边疆，通常并不把边疆少数民族视为“夷狄”的一个原因。一　　１６一万方数据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在制度及文化方面元朝所具有的“二元性”，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鲜明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元朝在全国实行“四等人制”，推行主要针对汉族的民族压迫政策；而另一方面，蒙元统治者属于少数民族，较少“华夷有别”和“内华夏、外夷狄”的封建观念，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和偏见。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只要归附，元朝通常很快授予官职，并纳入国家官吏的系统，较为信任并放手使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前代“羁糜之制”的土官制度。土官制度最明显的特点，是元朝任命土官较为随意并充分信任，甚至土官犯有过失，朝廷对土官通常也较宽容甚至袒护，因此这一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广泛推广。这些特点都与元朝较少“内华夏、外夷狄”的观念，以边疆地区为对外扩展的跳板，在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稳定等方面，ＰＡ待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支持有关。　　　　明朝实行的土司制度，与元朝土官制度最大的区别，是加强了对土官和土司的管理，并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明朝民族治策出现这一重大改变，与统治者具有通过“以夷制夷”的手段，以实现南部边疆稳定的治边思想是一致的。清朝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清除边疆的开发和稳定以及在边疆地区征收赋税的障碍。雍正四年，云南巡抚鄂尔泰在建言改流疏中对此言之甚明，其云：“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卜目前无人敢入土目盘据之地，如东川一带“文武长寓省城，膏腆四百里无人敢垦”；云贵川佳４省相连地带土司势力猖撅，有事诸省相互推ｉ｝　Ｉ治理不易深入；滇南澜沧江内外诸夷“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由元迄明“代为边害”。鄂尔泰认为若改流得法，“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①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清朝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是土司横行不法、土民暗无天日。值得注意的是，土司横行不法早已存在，局部的改土归流在明代以前亦见于记载，清朝为何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封建统治者的抬边思想，　　　　还深刻地影响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汉朝经营边疆地区，　　　　基本上没有开发经济取得回报的打算。如建元六年（前１３５）汉武帝开始经营西南夷，固然以西汉国力强盛为基础，但初衷却是为开通由哭道经柯柯江达番禺的道路。修建西南夷地区道路遇到阻力，汉武帝于元朔三年（前１２６）撤消在当地已置的大部分郡县；元狩元年（前１２２）武帝复事西南夷，起因是为打通经西南夷至大夏的道路。可见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带有具体的功利目的，并在决策上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岭南因有秦朝和南越国百余年经营的基础，汉武帝对威逼南越国改藩属国为诸侯国，则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唐前期对边疆的经营，普遍存在重统治轻开发与重投入轻回报的情形。如唐朝在边疆地区普遍不收或少收赋税；对边疆的矿藏虽亦开采，但总体上是以私人采矿为主，金银产品主要是通过贡纳进献的形式进入内地。蒙元在治边思想上较为积极，其对边疆地区的经营，虽包括征收赋税和屯田等经济措施，但仍具有初期和局部的性质，与明清（尤其是清朝）对边疆的普遍开发有所不同。洪武初年朱元璋发动的移民活动，以规模巨大和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质为基本特征。明初　　　　的移民以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为重点，移往长江流域的约有７００万人，迁至华北地区的有４９０万人；还有一部分人迁往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这一部分人口约有１５０万。②可见边疆并不是移民的重点地区。明朝统治南部边疆的主旨是保持其安定。由于卫所制度具有的特点，明朝在南部边疆驻扎的大量军队，事实上成为军事性质的移民，并由此造成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屯①（湾）魏源＜圣武记》卷７（雍正西南夷改流ｉ己》。②参见葛剑雄等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９１页万方数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田运动。明朝在边疆地区亦征收农业税，收入主要供当地官府开支；明廷还扩大对云南等地金、银、铁、铜、铅、锌、宝石等的开采，并利用原铜就地铸钱，这些举措表明，明朝对边疆矿藏开发利用的程度明显提高。但明朝大量搜刮重要金属尤其是金银，主要是为满足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私欲，这一点与清朝有所区别。清统治者治边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对边疆资源的重要性有了切实认识，把边疆地区的出产视为国家赋税和金属产品的重要来源。受实际利益的驱动，清朝加大开发边疆人力、物力的投入，同时边疆地区也更多地介入全国的经济生活。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清廷允许流民迁人边疆地区，在当地造成了大规模的平民移民垦荒运动。乾隆帝说：自清初百余年来，“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犹幸联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食”。①可见流民进入边疆地区，是得到清廷准许的，或可看作是清廷治边思想的体现。清初统治者对内地矿藏多有封禁，惟独对云南等地矿业的开采积极扶植，原因是其地矿藏资源丰富，清廷以之为供应全国铸币用料的基地。乾隆时每年有大量的滇铜运京，时称“京铜”。清朝派大臣专司“京铜”调运，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也争相截留“京铜”。因云南所产铜大量供应京城和长江以南数省，当时有“滇铜甲夭下”之说。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治边思想，　　　　对边疆地区的影响是复杂和多方面的，边疆地区的很多历史现象，都可以从统治者的治边思想找到线索或根源。进一步来说，过去研究中国历史，我们主要是关注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却不太注意历史当事人行事的出发点和相关的考虑，若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推测有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当然，人们造就历史的动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效果之间，也经常有背离甚至对立的情形，这也表明了历史研究工作的艰巨性。〔本文责任编辑娄好听〕①（清高宗实录》卷１４４１０１８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