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还是生命政治_关于20世纪的哲学阐释_罗伯托_埃斯波西托

极权主义还是生命政治?

———关于20世纪的哲学阐释

[意]罗伯托・埃斯波西托　著　刘耀辉　译　　

美刊《批评探索》2008年夏季号(第34期)发表了意大利学者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撰写的题为《极权主义还是生命政治?》的文章,认为用传统哲学提供的方法来解释历史的做法已经终结了,历史不再是哲学反思的对象,而成了哲学的主体,当代史上决定性的事件本身就具有控制和支配世界的各种哲学力量。该文主要内容如下。一

对20世纪进行哲学阐释,这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又打算赋予它何种重要性呢?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就此作出两种不同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截然对立的回答。第一种回答是由20世纪经典的哲学传统提供的,即由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一传统最杰出代表的话)提供的。对他们来说,当代历史事件是由哲学本身提供的方法来进行阐释的,这种方法是唯一可利用的,并能够表述历史的本质。不管这种方法是在欧洲科学的危机、虚无主义的蔓延还是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中被发现的(如果我们只考虑我此前提到的思想家),人们都依照一种既定哲学的要求来理解20世纪,这种哲学的任务就是让20世纪的各种事件变得有意义,并且把各种历史现象组织起来,从而使它们以一种井然有序的方式向前发展。—68—

因此,哲学和史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可以说,这种关系是强加的。只有哲学才能够赋予一系列事件以各种意义。第一种回答受到颠覆其逻辑的另一种回答的反驳。第二种回答并没有使历史运动从属于一种既定哲学的逻辑,它认为事件是由那些本身具有哲学意义的要素构成的。意义不再是从外部强加于事件之上,即,不再来自与事件关注者的哲学视角相一致的观点。相反,这种回答关注的是: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由事实本身———它们的新奇性、范围和影响———构成的。或许,我们也能够从20世纪哲学从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其中也包括科耶夫)的传统中,感受到这种视角的变化,即把历史视为哲学反思的对象。可以说,此后历史不再是客体,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成了哲学的主体。哲学不再是历史的形式,而成了历史的内容。

如果当代事件具有哲学深度,那么,我们的任务不再是为这个问题———即历史是如何构成的———提供合适的意义,而是关注被考察的事件所固有的意义。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历史具有一种独特的、预想的意义———这只不过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借口———而是因为历史是由一系列具有意义的、相互竞争的不同矢量(vectors)汇聚而成的。意义重大的事件(比如“9・11”事件)颠覆了以前的意义,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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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视野　

立马展示了新的意义领域。当我们宣称当代史

尤其具有哲学意义时,并不是说可以利用哲学来解释当代历史,反对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更简化的视角。确切地说,我们是在更明确地表明,当代史的决定性事件,比如世界战争、科技发明、全球化以及恐怖主义,它们本身就是力图控制和支配世界的各种哲学力量,或者是对世界的主要阐释,因而也是对世界的终极意义的阐释。冲突的形而上学标志基本上涉及到我们如何界定当代史,这就是原因所在。

升,尽管存在一些新的危险,其中一些危险与中东当前的事态发展联系在一起。与纵向的这些断裂相对应的,是横向上的各种形式、内容和语言(它们事实上完全不同)上非常重要的一致性。我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融合在一个概念模式之中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指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种更倾向于融合而不是区分它们的历史哲学的要求,让它们变得相似。

极权主义模式源自一种传统历史哲学,它对起源范畴的不断诉求(一种自相矛盾的诉求)证明了这一点。起源这个术语出现在20世纪两部最重要的政治作品的标题中,即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雅各布・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这绝非偶然;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明显的标志,表明极权主义可能是一种新的范畴,不过它的哲学框架绝对是古典的。在所有论述极权主义的哲学论文中,阐释者首先关注起源,随后努力去寻找它。从哪儿可以找到极权主义的起源,什么导致了极权主义,20世纪极权主义的绝对创造性的主要基础又是什么呢?正是在这里,在这些就起源提出的要求中,极权主义模式的第一个悖论显得格外明显。如何来探究极权主义现象的起源呢?正如阿伦特本人认为的,据说这种现象不能被纳入其他任何治理形式当中,因此也无法以任何形式的起源的因果序列来加以解释。为何煞费苦心寻找一个似乎没有起源的事物的起源呢?我们如何把理论上非连续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呢?这也是在重申:从起源能够推导出什么呢?

两种可能性自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都是典型的哲学历史主义。第一种是阿伦特所采纳的,即把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回溯到古希腊城邦文明的最初丧失。因而,此后所有的历史一概被谴责为是去政治化的过程,肯定会与反政治的极权主义潮流融合在一起。因此,20世纪的极权主义———被理解为一种动力,更甚者,被理解为一种逻辑———最终似乎是在现代性当中发现的与其相似的逻辑的结果,这种结果并非必然就是事先决定好的,但是,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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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在,我打算把理解当代史的两种形式,即更为传统的历史哲学与作为哲学的史学,与两种通常容易被混淆和重叠在一起的解释范式联系起来。不过,在我看来,就它们的各种预设以及对意义的影响而言,这两种范式基本上是相互排斥的。我现在所谈论的是极权主义和生命政治这两种范式。尽管有些人力图把它们结合在一个框架内,让其中之一成为另一个的延续或确证(即,生命政治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生命政治)。事实上,我们正在讨论的是阐释模式,它们不但在逻辑上是有分歧的,而且无疑会相互排斥。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它们各自的内容联系得较少,而更多地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联系在一起,这种方法涉及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也涉及通过哲学或者在哲学内来思考历史的方式。

在极权主义模式中,历史是按照年代顺序来解读的。民主政治和极权主义(它们轮流出现)之间的断裂贯穿历史。因此,在经历长时期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普遍发展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中期东西方的极权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又被自由民主政治模式的两场胜利所取代,这种模式在1945年和1989年的西方取得霸权地位。因此,自由民主政治呈现出历史和哲学特征。然而,与此同时,现代历史是纵向的;首先是上升和前进,然后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倒退,直到20世纪下半期才再次上

　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3期　

条件下,的确如此。在阿伦特的分析中,去政治化和极权主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再生关系,它凸显出它们各自的含义,尽管它们是同一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这种再生始于霍布斯,阿伦特笨拙地把霍布斯解释为这样一位哲学家,即认为他为政治思想的激进理论提供了各种假说,这些假说最终会导致奥斯威辛灾难。另一种可能性为塔尔蒙所采纳(也为弗朗索瓦・傅勒所采纳,但略有不同),即,在极权主义会予以反对的民主政治传统中探寻极权主义的起源。此时,极权主义的含义存在于过去的最初疾病中,当这种疾病在霍布斯那里不存在时,人们就把它追溯到卢梭,当不再被放置在现代性的起源中时,人们就把它转移到法国革命这一决定性事件中。不过,此时此刻,极权主义模式依然受到它无法摆脱的第二个悖论的限制:如果对法国大革命的谈论———正如傅勒所说的,法国革命也就是民主专制主义的极端形式———同样也适用于共产主义,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解释纳粹主义呢?阿伦特的重要文章也讨论了这些逻辑和历史难题。《极权主义的起源》由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我们发现了对纳粹反犹主义的权威性系谱的重建,这种反犹主义被追溯到战争年代;第二部分要单薄一些,论述斯大林主义的出现。依据经验,这种篇幅上的失衡的原因可以被追溯到苏联档案室的关闭,不过,它真正涉及的是整个阐释模式的关键点,即,难以把苏联共产主义的根源与导致纳粹主义的衰退潮流联系起来———从民族国家的危机到殖民帝国主义再到生物种族主义的爆发。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纳粹主义这种高度自然主义的概念与共产主义的历史性爆发结合在一个概念范畴内呢?从哲学角度而言,绝对平等理论(共产主义至少原则上主张绝对平等)与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如纳粹主义)有什么关联呢?一种细微的描述———它基于民主政治的短暂性和极权主义的短暂性之间的纵向对立———似乎战胜了逻辑上、概念上以及语言学上的巨大断裂,在极权主义模式中,这种断裂—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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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复杂的方式遍布整个现代历史。

如果说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一部论述纳粹主义的不朽之作,那么,由于上述逻辑和历史难题,我们会发现,雷蒙・阿隆、塔尔蒙和傅勒会关注共产主义并且仅仅关注共产主义这一做法并不让人惊讶。在《民主政治与极权主义》中,阿隆清楚地说明了为何将极权主义模式的另一种形式排除在自己的分析之外。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自称民主的体制,而这些政体实际上是对民主政治的不正当偏离。塔尔蒙和傅勒(也包括马塞尔・古谢和克洛德・勒弗尔)赞同阿隆;极权主义(当然是指左翼极权主义)源自民主政治的病态要素,因此是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此外,极权主义政体并非产生于民主政治的缺陷,而是产生于民主政治的过度和盈余,产生于一种激进的、极端而绝对的、充满平等主义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打破了自身形式上的限制,最终分崩离析,走向自己的反面。共产主义———这是古谢的论点———是通过对民主政治模式的颠倒而建立起来的,这种行为歪曲了民主政治模式的特征,但始终是建立在同样的假定之上的。共产主义既是民主政治的梦想,也是它的梦魇。此刻,整个极权主义模式的一系列难题变得一目了然。首先,如果共产主义不但处于民主政治(产生于法国大革命)的概念范畴内,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民主政治极度的平等主义,那么它如何抗拒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区分呢?其次,如果民主政治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关系同样适用于共产主义,那么它无疑不适用于纳粹主义,所有这些作家的分析框架都把纳粹主义排除在外。因此,极权主义范畴丧失了它的部分逻辑一致性。极权主义在历史领域早就摇摇晃晃了,在哲学领域更是跌跌撞撞,后者似乎给它提供了最后立足之处。

三

与极权主义范式完全不同,生命政治并非哲学假设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不是来

　理论视野　

自任何形式的历史哲学,而是来自具体的事

件———不仅仅是来自事实,而且还来自使历史变得可以理解的语言。甚至在福柯对生命政治作出分析之前,尼采就提出了他的系谱学,尤其是他对起源概念(极权主义理论家寻找的起源)的解构。为了揭示这一新视角,指出这一点很有必要。如果我们无法宣称存在着历史进程充分而绝对的起源———如果这种起源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如果它总是发生分裂并且繁衍成众多起源,那么,这些起源不但是不可界定的(正如尼采本人所解释的,因此,它们也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哲学历史主义),而且西方整个历史事件注定会呈现出无法化约为单一线性观的一些特征。于是,对现代性的综合解释发生了深刻变化。对现代性作出一致解读的每一种可能,最终赞同的是横向和纵向断裂所否认的结构,这些断裂使得我们难以预先假定连续性。此外,请注意,前述模式中以专门的政治语言构想的完全封闭性事件,现在也得到扩展,从而可以包含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源自融合和冲突,并且和其他学科的词汇(它们相互影响,以便创造新的不同效果)堆放在一起。生物生命———它促使现代哲学倾向于接受阿伦特模式中的去政治化运动———的出现具有破坏性影响,即,依据不同的感觉矢量来安置现代哲学,这些矢量相互重叠,而不是依次出现。生命政治视角的力量恰恰在于它有能力解读这种混杂、冲突、意义分歧以及暗示,即有能力解读相互交织的语言(这些语言原本属于不同类型,如政治学语言和生物学语言)之间明显的自相矛盾。当一种外界事物———生命———闯入政治,从而打破其假定的自主性,并且把话语转移到不可还原为传统术语的领域时,情况会怎么样呢?

纳粹主义现象就处于这种结构中,此时,人们也应当质问其彻底的异质性。诺尔特(ErnstNolte)并没有求助于晚近的阐释,我们也不能认为他同情左翼分子。他认识到,在词汇上把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与纳粹主义这类事物相提并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能认为它们属于同一范畴。这种看法与阿伦特所想的完全不同。纳粹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不属于思想领域,而是低于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则是从这种思想领域产生的。纳粹主义也不是极权主义中全新的类型,因为它处于西方传统之外。尽管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差异,不过,为了反对这一传统,纳粹主义阐释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这种概念不再需要任何思想合法性,因为它在其纯粹的物质力量中找到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它并非一种历史的偶然产物,这种历史依据人们的自由决定来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像共产主义那样,依据人们的社会状况来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切而言,它基于一个十分自然的事实,这个事实涉及生物生命的基本方面。认可纳粹主义的企图,即把自然特征从它们的历史特性中解放出来,这么做就推翻了阿伦特的如下论题,即,历史哲学和自然哲学之间的极权主义重叠。相反,它意味着触及了阿伦特理论的盲点,即这些哲学无法实现融合,同时承认极权主义概念在哲学层面上的不切实际性。

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20世纪以及现代性的整个进程并不是由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肤浅而相互矛盾的对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更为深刻的对立所决定的,即历史与自然以及自然的历史化与历史的自然化之间的对立所决定的。这种对立之所以更为深刻,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均匀的两极对立,自然不再是一种反历史或一种哲学,或者是一种反对历史的意识形态,而是非哲学和非意识形态的。纳粹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哲学,而是一种政治生物学,一种生命政治,一种控制生命(这种生命转向其对立面)的政治学,因而是死亡的创造者。正如列维纳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在纳粹主义当中,生物学因素及其一切固有的厄运不仅仅成为精神生命的目标,而且成为它的核心。纳粹主义的这种生物学因素,这种死亡政治因素(尽管它导致了无数的灾难)使得极权主义这个范畴无法在历史和理论意义上得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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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3期　

意义的力量,如果我们拒斥自由民主政体和极

权政体之间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这种观点,转而支持一种不同的系谱学或拓扑学表述,那么,我们会发现,正确的、在概念上很重要的区分不是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政治之间的纵向区分,而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平等主义民主政治的突然实现)与生命政治之间的横向区分。反过来,生命政治又分裂为两种对立的、但又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形式,即纳粹主义和自由主义,前者是国家的生命政治学,后者是个人的生命政治学。

福柯承认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特征,并且从生命控制的层面来界定它,从而反对民主政治的普适性程序,或者至少与这种程序分道扬镳。民主政治———总而言之,那些自封的民主政治,据说建立在抽象法律的优先性和拥有理性与意志的个人的平等权利之上———到20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寿终正寝了。它无法得到重建,更别提输出到其他地方了。当然,如果民主政体只是被还原为相互竞争的政党形式,被还原为多数统治得以形成的选举方式,那么,我们可以说(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在全球一直都在持续增长。但是,在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忽视了席卷这些国家、并且把它们拖入语义学领域的根本性变革。

但是,我们应该小心,在论证这个观点时,我并没有提到功能障碍、缺陷、限制和自相矛盾,这些都隐含在必然不完善和不完整的所有政治形式中。确切而言,我谈论的是同一种民主政治领域的深刻裂痕。当我们从形式转向内容时,这道裂痕变得清晰可见,在这里,内容被理解为当前的生命政治的材料。诚然,民主政治没有内容,它是一种技艺,是依照选民意志合理分配权力的一系列规则的集合。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会发生外爆或内爆;它吸收了某一元素,如果它不转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么它就无法维系这一元素。

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把个体和大众的生物学生命确立为当今一切最重要的政治决定的基本原理。当然,就国际关系、国内秩序、经

四

现在,生命政治这个问题愈益走向前台,并且成为中心,尽管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他们所谓的极权主义的相关灾难———即外爆和内爆所导致的灾难———使得回归到古老的政治词汇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战”的结束并不标志着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联盟在语言和物质活动上的胜利,而是标志着生命政治体制中自由主义的胜利,毫无疑问,这种体制倾向于相反的方向,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纳粹主义从军事和政治战争的溃败中浮现出来(比共产主义出现的方式更为陌生),不过在文化和语言上并非一败涂地,因为作为政治之主体和客体的生命的中心地位得到了重申,即便它已经发生改变,这反映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影响,因为对身体的占用和改造不再是国家的事务,而是个人的事务。对纳粹主义而言,如果人是他的身体并且仅仅是他的身体,那么,对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而言,人就是他自己的身体的所有者,因而能够使用、改造和出售它,身体就好比奴隶。从这一意义而言,自由主义———当然,我谈论的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范畴———抛弃了纳粹的视角,把身体这种国家财产转变为个人财产,不过使用了同样的生命政治词汇。然而,把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区分开来的正是自由主义的这种生命政治特征。

人们可能会说,所谓的极权主义出现之后,我们再也不能回到自由民主政治了,因为这种政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不过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正如极权主义范畴中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融合需要得到解构一样,我们也需要质疑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概念。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逻辑、假定和概念语言即使不是反对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民主主义往往是普遍主义的、人人平等的,正如卡尔・施密特在其论述议会制和民主政治的论文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没有把现代性当作一种具有历史—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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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视野　

济发展模式以及公民权的界定而言,这么做并

不意味着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战斗和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可能性。但是,就传统的民主政治结构而言,分裂因素在于一个事实,即,这些选择都直接与公民的身体相关。如果我们只考虑近来意大利的事例———在那里,那些主要包含公共舆论的法律涉及的是公路安全、移民、人工授精以及禁烟禁酒,那么我们就可以着手衡量这种范式转变的方向;医疗模式不但已经成为特许的目标,而且也成为政治生命的形式,即一种政治学,这种政治学从生命中寻找自身唯一可能的合法性基础。但是,最为关键的是,当鲜活的或者垂死的生命成为政治动力学及其冲突的象征和实质性中心时,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领域,正如我们有时候听说的,这个领域不仅仅晚于民主政治或超越于民主政治,而且完全处于民主政治之外,不但远离它的程序,也远离它的语言和概念工具。民主政治的目标始终是平等的全体公民,就好像这些公民与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分离,因而可以被理解为具有理性意志的纯粹的、合乎逻辑的原子。民主政治中的提取或分离这一要素也得到如下主张的响应,这个主张把人置于民主政治实践的中心,依照最初的定义,在那里,人被确切地理解为没有躯体的主体,脱离了汇集在肉体上的全部冲动、需求和欲望。当我们正在重建的生命政治转向发生时,这种身体维度成为统治的真正对话者,同时担当主体和客体角色。平等原则未受到强调,这一原则不适用于身体这类事物,这种身体的构成完全不同于其他事物,它所依据的标准能够依据不同时期作出界定和改变。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平等原则,而且还有现代政治概念基于其上的一系列差异和对立,民主政治也源自这些差异和对立:公与私、人为与自然以及法律和神学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这是因为,当身体取代或者“恢复”法律上的人的抽象主观性时,我们就难以区分公共领域的关怀与私人领域的关怀,难以区分属于自然秩序的事物和那些能够归属于技术干预的事物,因此,这种选择不但引出

宗教问题,同时也引出了所有的伦理问题。

这种模糊性和无法解决的矛盾(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会出现,原因在于,人类生命是一种空间,公与私、自然和人为以及政治和神学要素缠绕其中,以至于多数人的任何决定都无法解开它。这就是为何生命政治不符合民主政治的概念范畴。与我们所认为的相反,生命进入权力机制标志着民主政治的衰微,至少就我们迄今为止所设想的民主政治而言,确实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可以想像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政治,即,与正在发生的生命政治转向相一致的民主政治。应当予以补充的是,这种转向不是可逆的。我们如何寻找和如何看待一种生命政治的民主政治或者一种民主的生命政治(这种生命政治能够用来支持身体,而不是建立在身体之上)呢?这些问题很难回答。目前,我们只能够约略瞥见可能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为了从这个方向进行思考,一切陈旧的历史哲学和一切论及它们的概念模式都应当予以摧毁。■

[刘耀辉: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　飞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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