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特点

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特点

由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等人编纂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以下简称《东西洋考》)，是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在中国的报刊史、新闻史和出版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就目前而言，学者较多侧重于对《东西洋考》背景、出版概况、编辑方法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以期确定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之重要地位。笔者拟以《东西洋考》刊物本身为基础，全面系统分析其特点，且在此基础上对其性质与地位略作评论，以期对《东西洋考》的深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广泛传播西学知识

作为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近代期刊，《东西洋考》虽然是由传教士编纂，其内容十分丰富庞杂，涉及历史、地理、天文、新闻、科技、商贸、文学等诸多领域，但总体而言，其内容仍以介绍传播西学为主。现就其主要所涉及的西学知识略作介绍。

1、历史知识。“历史”是《东西洋考》中非常重要的栏目，是除了序、论之外，作为每期的首栏进行刊发，由此可见“历史”栏目的重要性。作者分11次刊登了“东西史记和合”，东史是中国史，西史是其古代史与英国王朝史。东史起自盘古分天地，止于明亡；西史起自上帝造天地，止于英吉利哪耳慢朝。这一栏目分上下两栏，上栏叙中国史，下栏叙西方历史。在时间进程上，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年代大体相当。为避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作者又刻意将中国历史放在上栏。

《东西洋考》还刊载有人物传记，目的是“使人敬仰各国之圣贤者”。例如，丁酉年八月(1837年9月)发表史论《霸王》；丁酉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1837年11月至1838年1月)三期，又连续刊登了《谱姓：拿破戾翁》一文，这是最早用中文编写的拿破仑传记。

戊戌年正月号上，还发表了《华盛顿言行撮略》，这也是中文最早的华盛顿传记。黄时鉴先生认为，“这两位外国英雄的消息，至少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以《东西洋考》为发端，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

2、地理及天文知识。历史文章下面是地理专栏。在总共39期期刊中，其中有25期专门设立了“地理”专栏，其它各期中也有关于“地理”知识的内容。至戊戌年九月(1838年10月)，共载世界地理类文章达35篇，主要介绍东南亚、南亚和欧洲各国，此外，关于南方大洲(南极)、以至比多(埃及)、亚非利加浪山(好望角)、和北亚米利亚(北美)各一篇，还有地理全图之总论和列国地方总论各一篇，以及《东南洋并南洋图》、《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俄罗斯国通天下全图》、《北痕都斯坦全图》地图等。

《东西洋考》还利用一定的篇幅向中国人介绍日食、月食、星座、节气等天文学知识。

3、科学技术知识。丁酉年(1837年)正月号《序》曾论到：“夫西国之人，行窍十分精工，竭力制造新法子不辍，此样技艺令人惊奇特异，因此手段绝妙非常”，因而对于西方国家新的“技艺”，“莫不必描画之”

《东西洋考》首先向中国人推介的是蒸汽机及相关的由蒸汽发动的轮船和火车等新的交通工具。癸巳年十月的“新闻”，刊出《孟买用炊气船》专条，并对“炊气船”的工作原理进行了解释。同时，《火蒸水汽所感动之机关》一文对“炊气船”和“火蒸车”的核心部件即蒸汽机的工作原理进行了介绍，并画图详解。此外，郭实腊还通过《东西洋考》向中国人介绍了热气球(丁酉年四月号《气舟》)、潜水衣(丁酉年六月号《水内匠笼图说》)，以及西方医术等。

4、经济学知识。主要是提倡通商。丁酉年(1837年)十二月，在首篇发表《通商》一

文，揭示互通有无的重要性：“各国之民，相为贸易”，“此通商之理，乃自然而然者也”。从戊戌年(1838年)正月起，又连续刊出《贸易》专文数篇，论及大商与小贩共相辅助。由此可见，这是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说，也应该是西方人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推介自由贸易理论。戊戌九月，《东西洋考》又刊出《公班衙》一文，介绍了英国、荷兰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Company译音)。戊戌八月的《贸易》一文，介绍“保举会”对商务、房屋、人寿等的担保办法。这无疑说的是保险公司。

5、《东西洋考》在其刊登的史地文章中也有涉及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内容，此外，也发表一些专文进行论述。如戊戌年(1838年)三月，刊出《自主之理》一文，介绍英吉利国的“国家之政体”。“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该文已提到“副审良民”(陪审员)制度，戊戌年八月又刊出《批判士》专文，具体介绍了这个制度，“批判士”也就是陪审员。

戊戌年(1838年)四月、五月、六月，《东西洋考》分三期刊载了《英吉利国政公会》一文。三篇均以两个中国人对话的形式具体介绍了英吉利国政公会的建立、国王与国政公会的关系，国政公会分为“爵房”与“乡绅房”两房(即今天所说的两院)及其职权与行事规程，开会与表决，国会的解散与改选等。结语是“国会总撮之务，为英国自主之理”。在引文中，“国政公会”，简称“国会”，这似乎是“国会”一词的来源，这也是最早向中国人集中、具体地介绍英国政治体制的文章。戊戌年七月，再刊出了《北亚美墨利加办国政之会》一文，叙说北亚墨利加国不立国王而遴选总领、副总领的制度。

《东西洋考》还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和刑事监狱制度。例如，戊戌年(1838年)四月号刊发了《论刑罚书》、五月号刊发了《侄答叔论监内不应过于酷刑》、七月号刊发了《侄答叔书》、八月号刊发了《侄奉叔书》、九月号刊发了《侄复叔书》，这几篇文章还比较中国与西方在刑法和监狱制度上的不同之处，并向中国人介绍了霍华德对西方刑罚监狱

制度的改革历程，凸显了西方刑罚监狱制度的文明之处。

尽管《东西洋考》所介绍的西学知识叙述略显简单而粗糙，但它毕竟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这种交流作用也是编纂者出版该杂志的目的所在，正如当时广州出版的英文杂志对《东西洋考》的出版宗旨所作的说明：“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术、科学与准则。他将不谈政治”，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

二、充分本土化的宣传策略

《东西洋考》于1833年8月在广州创刊，曾在1834年和1835年两度中断，1836年又全年未出版，1837年1月转到新加坡复刊后一直维持到1838年9月。时值清道光年间，当时清政府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对中外贸易严加控制。从1757年到1840年，只准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还对外国商人在广州的活动诸多限制，规定“任何胆敢违犯中国朝廷禁令者必须面临严厉的制裁”，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在宗教方面，清政府也采取多项明确而严厉的禁教措施，不仅严禁外国人设立传教机关，就连印刷散发书籍也被禁止。传教士“不许进入内地，天主教本身几乎遭到禁绝”，“教堂已成废墟，教徒已鸟兽散”，传教士，只好“昼则隐伏，夜则巡行”传教。《东西洋考》就是在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东西洋考》在广州创办并非合法。因此为了保证刊物能够顺利出版，郭实腊也煞费心机，一方面采取免费给人治病的方法以笼络和取悦于中国人；另一方面采取贿赂当地官员等手段以征得他们的同意。郭实腊曾经透露：“我们也知道外国人与本地权威当局关系的意义，编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这种努

在创办《东西洋考》之初，郭实腊已预感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普遍抱有一种疑惧和敌视的态度：“至少在数月之内，中国人本身必不能重视一种如此性质的刊物出版，因而可立即期待于他们的只是少量的支持。”为此，郭实腊在宣传策略上使期刊充分本土化，采用中国人的习惯，利用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

首先，在刊物形式上，采用“汉化”装帧、封面和编者的名字以让中国读者获得亲近感。《东西洋考》采用楷书木刻连史纸印刷，中国线装书式装订，封面上部使用中国纪年从右至左横刻出版时间，如“道光癸巳年六月”，其他皆采用中国竖行书写传统，正中间楷书“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名，刊名左侧题有孔子或孟子的语录，各期均不相同，如创刊号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道光癸巳年(1833年)八、九、十、十一月号分别题“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德者性之端也，艺者德之华也”；“儒者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左下角印有“爱汉者纂”，“爱汉者”是郭实腊的笔名。在封面上一边书儒学格言，一边署“爱汉者篡”，的确可以吸引一些中国文化人的眼球。

其次，采用推崇儒家文化的方法来调和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关系。郭实腊清楚地认识到，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封建知识分子自幼都熟读“四书五经”，视孔孟之言为金科玉律，因此，他对儒家经典推崇备至，认为“没有儒家经典及其注释的知识，就不会获得一种得体的中国文式。”郭实腊模仿传教士威廉·米怜编辑《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做法，在文章中大量引用《四书》、《五经》中的文字，巧妙地运

在每期的封面上，《东西洋考》都大量引用孔子和孟子的语录，诸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道光癸巳年六月号)、“子日亦各言其志也已矣”(道光甲午年二月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道光甲午年五月号)等等。

在创刊号仅有八百余字的“序”中，郭实腊引用《论语》中文字10次之多，达180余

字。在整个《东西洋考》中，有20多处引用了孟子的言论。例如，道光癸巳年(1833年)十一月号“论”中首先引用《圣经》上的“莫道天高远，不见人作为；作善如作塔，一层高一层，积累功成就；作恶如开井，一锹低一锹，陷身应有分；无义钱财汤泼雪，倘来田地水推沙；若将奸狡为生计，恰似朝开暮落花”。然后，再以儒学作以并论，“孟子日：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交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者一然，始不识恶行，渐入作恶，绝神天所赐之愿心。迷惑忽然蹈罪之纲，其性之美安在哉”。《书经》亦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郭实腊创造性地把西方的上帝、圣经与中国的孔孟、四书五经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阐明了为人处世要行善勿作恶的道理。郭实腊在谈到引述孔子言论的效果时说：孔子的思想体系“具有内在的价值，已经受了几千年的验证”。“他似乎拥有一种更加独立的精神，他的箴言比他本人更恰当、贴切。”

在写作文体上则采用丰富多样且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来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东西洋考》除论说性文章外，有故事、小品、诗歌，有对话体、纪传体、章回体、书信体等式样。郭实腊深知章回小说在中国的影响力，故有些较长文章均采取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的手法，分期连载，篇末加有“后月续讲”字样，与章回小说中的“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如出一辙。用章回小说形式写的最长的文章是“贸易”。“贸易”是以个虚构的故事，分析6回连续刊载，每个故事相对独立，又互相连接，故事有起伏、有悬念，读起来并不使人感到单调沉闷，而是非常有趣，十分适合中国人的阅读趣味。

书信体是郭实腊经常采用的又一方法。《东西洋考》从甲午(1834)年四月号开始，陆续登载了12封假托旅居国外华人寄给亲友的书信，如“子外寄父”、“侄外奉姑书”、“儒外寄朋友书”、“侄外奉叔书”等，以出国在外的口吻来介绍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显得格外亲切，真实可信，将中国人的视野引向国外。

正因为《东西洋考》采用了颇具特色的充分“本土化”宣传策略，使其获得了较大的

成功，赢得了不少中国读者。它的创刊号“初版六百份问世以后，马上销售一空，于是再版又加印了三百份”，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中国人订购的。该刊不仅在广州带影响较大，1834年，“还被邮寄到北京、南京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各期出版之后还再印合订本达1000份之多。

三、由宗教到世俗的过渡性质

与之前其它宗教性刊物相比较，《东西洋考》的又一突出特点便是对世俗事物的特别关注。从1815年到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外人创办的中文刊物共计六家，依次是：1815－1821年发刊于马六甲(在今的马来西亚)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23－1826年发刊于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Monthly Magazine)；1828年在澳门创刊的《依泾杂说》(未发现原件，已不可考)；1828－1829年发刊于马六甲的《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1833－1838年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及1838年10月创刊于广州的《各国消息》。考察六家报刊的内容，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分界点，在此之前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及《天下新闻》都是较纯粹的宗教性刊物，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之后的《各国消息》则已完全是世俗性质的杂志。从性质上看《东西洋考》是西人所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由宗教性质向世俗性质过渡的一个分水岭。

1815年发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以“灌输知识”和“砥砺道德”为辅；其次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如《论仁》、《忠仁难得》，虽也刊载一些介绍各国概况和科学常识的文章，如《论行星》、《论日食》等。但纵观《察世俗》的内容便可知，这些文章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例如大量介绍天文知识，以宣扬上帝全能。由此可见，《察世俗》是一份纯粹的宗教性刊物。而《特选撮要》则是《察世俗》的续刊，该刊序文中说：“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天下新闻》虽对新闻、历史方面有

所涉猎，但其要义“是和《察世俗》一脉相承的，仍是一份传教刊物”。

而《东西洋考》从开始出版起，郭实腊就明确指出“这个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利益而开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的观念。”这显然与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已相距甚远。正是在力图消除中国人妄自尊大、敌视排外的思想障碍的办刊宗旨下，《东西洋考》在内容、形式、策略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与以前传教士所办报刊完全不同的态势。虽然宗教、道德仍然是贯穿整份期刊的主线，但其地位已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新闻这类俗世发生的事情。据统计，所刊出的39期中，只有三期(其中有一期是重出)没有新闻专栏，其数量达到91篇之多(其中有9篇是重出)，占全部文章总数的24.6％。新闻报道涉及政治、军事、交通、贸易、天气、灾害等各个方面。新闻主要来源于西方来华商船带来的外报的翻译，少数为广州、澳门的地方新闻，后期也摘录一些《京报》上的材料。除新闻外，《东西洋考》在贸易方面的文章达到15篇，占总数的4.03％；历史方面的文章达68篇(其中16篇是复出)，占全部内容的18.28％；地理知识篇幅占9.68％，如果加上6幅地图的话(其中一幅是复出)，其比例达到11.29％；而新闻、历史、地理三者加起来达到195篇文章之多，超过总数的二分之一强，构成了《东西洋考》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西方先进的科技、社会政治制度、著名人物在篇幅上也占有重要比例。但尤值一提的是，作为一份传教士所创办的刊物，《东西洋考》甚至连一篇解释基督教教义的专文也没有，由此可见，它已经是一份完全不同于以往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杂志的刊物了。

以《东西洋考》为起点，其后于1938年10月在广州创办的《各国消息》，其主要内容为国际新闻、航运消息与市场报道，也已完全不具宗教性质。鸦片战争后，由教会和传教士主办的刊物，如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月刊，虽然还保留有“宗教”这一栏目，但已不占主要地位。1853年在香港创刊的《遐迩贯珍》月刊，1872年在北京创刊的《中西闻见录》月刊等，则几乎完全以“各国近事”、“商业”消息和一般的新闻评论

为主，很少刊载宗教材料。由此在中间便出现了一个趋势，即教会或传教士所办刊物的日趋世俗化，而《东西洋考》则是实现由宗教到世俗这一转变的临界点。

四、小结

由于《东西洋考》在内容上，仍以谨慎巧妙的向中国人展示西方的文明，认识西方的科学、工艺和思想的先进为主；在宣传上，采用了充分本土化的宣传策略，寓书信体、章回体等多种传统文体于各种文章之中；在性质上，其宗教性质渐趋消失，世俗性质日益凸显的典型体现，其承上启下的地位十分突出。因此，作为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东西洋考》以“期刊”的形式作为信息载体，一方面以广博的内容和立体的姿态，全方位地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各国新知识、新文化，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同时，也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农业、地理、历史、军事、艺术、风土人情等，客观地记录了中国渐渐走向文明的变化。可以说，《东西洋考》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其办刊模式并成为以后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郭实腊创办的《东西洋考》，客观上符合中国内部进步力量进行变革的需要，起到了帮助先进的中国人认识时代并寻求挽救危亡的途径之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其中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栅9《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成为当时中国人研究西方国家的力作，从这几部书的内容和文字上看，应该说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东西洋考》的影响。据考证，魏源的《海国图志》引用《东西洋考》共13期，文章达24篇，引用其中的文字多达28处。《东西洋考》在他所引7本西书中的资料比重占第四位。因而可以说，《东西洋考》确实是魏源写作《海国图志》的主要参考资料。梁廷枬和徐继畲的著作也直接引用《东西洋考》的若干篇章里面的若干内容。其他诸如一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的信息，很多也是由《东西洋考》介绍到中国的。由此可见，《东西洋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和西学东渐史上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