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案体现的法律关系与思考

赵作海案体现的法律关系与思考

赵作海引起了法律司法界思考反省浪潮。

赵作海的后牢狱生活---冤案带来的个人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古人有一句话叫做“一狱不平，百家不宁”，说明一个冤案发生以后，将带来一系列的危害，从案件的社会结构来看，案件的所有当事人及相关的一些主体都会受到一些损害。第一个是被告人。首先一个无辜者受到冤枉之后，他的自由生命和尊严会受到践踏，整个家族、他所在的单位可能都会垮掉，总而言之，会家破人亡，他的社会资本会破产。按照新的司法解释“送审稿”办，无期、死缓罪犯，服刑不得少于15年、20年时间，大部分罪犯实际服刑还要长，象30岁至45岁年龄段犯罪被判无期、死缓的罪犯，如果服刑顺利的话，30岁被判无期45岁出狱，30岁被判死缓50岁出狱，40岁判无期55岁出狱，40岁判死缓60岁出狱，你想这些人犯罪前多数已成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小，多数因犯罪造成家破妻离子散，在监狱关上十几年、几十年出狱，入监时是中青年，出去时已跨入老年，多数的父母也相继去世了，老婆也走了，孩子也不认了，赵作海被抓时赵西良才13岁，最小的儿子则只有8岁，现在，赵西良已经24岁，女儿也远嫁安徽，但儿子不仅面貌，就连性格也变得让赵作海认不出来了。赵西良因为家贫13岁才念上小学一年级，但刚报名念了半个月，赵作海就出事了，赵西良从此失学。他靠杜金惠抚养长大，后来到北京打工，做的都是建筑工地上的苦工，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因为父亲一事的打击，赵西良性格变得很封闭，村民们都说他因为受到刺激变傻了，赵西良不断拿手指抠着墙，赵作海看着心里很难受。亲戚也不亲了，朋友也没有了，生活没有来源，温饱没有保障，连个蜗居的地方都没有，一切的一切，都给赵作海带来个巨大的打击，试想一下，有过这样经历的人能够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的还有多少？

赵作海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不改，公安指挥法院的体制不改、法院害怕检察的现状不改、刑讯的口供法院不作废，律师被要求不要真辩，要配合公权力打击犯罪，律师的所有辩护举证，都可以被全部驳回不予采信（李庄案控方如此矛盾百出，律师指出了如此扎实的问题，法院的判决对律师意见就是全部驳回，好多问题根本不敢正面评价为何驳回，司法专橫暴露无遗）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这样的冤案我们就等着不断上演吧。

再说“非法证据应当排除”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国外立法实践已表明，单靠追究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已无法吓阻警察违法取证，因为对侦查机关而言，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最后抓到真凶，成功破案，任何不利后果都可慢慢化解。前几天公布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虽然再次强调刑讯逼供“造成严重后果者”，应当开除，但对预防错案而言，这类规定并非治本之道。最好的方式，仍是设置程序性制裁，令警方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归于无效，让相关责任人承担不利后果。

更重要的是，在赵作海案中，赵作海的妻子赵晓启被当地警方关押了一个月，硬逼她承认赵作海杀人。如果赵晓启等证人真有机会出庭作证，而不是由公诉人当庭念口供，原审的效果或许会有所不同。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已通过死刑核准权，逐步统一死刑案件的政策、证据标准。

·减少冤案的对策构想

关于如何减少冤案，国内很多专家都提出多一些方法或对策，比如确立一些基本规则或司法原则，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罪推定原则、司法独立原则等等，这些规则或原则如果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肯定会对冤假错案的减少起到作用。尽管我国刑诉法在96年修改之后，对上述规则或原则有类似的规定，但给人的感觉总是扭扭捏捏，拿不出门，

让人恨爱不得。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而言之就是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按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一律不可作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法治国家应当确立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很多国家，非法证据排除那是必须地，众所周知，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就因为警方取证程序有瑕疵，导致关键证据不能作为定罪根据，致使辛普森逍遥法外，也体现了较为典型的程序正义。然而在我国，尽管立法上对非法取证行为持禁止态度，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辛普森要是生在中国，现在恐怕骨头都烂了。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国家专门机关所追诉的对象。尤其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不仅有可能限制或者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而且还会对其进行专门的调查或采取相关的强制性措施，这些行为适用不当都有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正因如此，立法有必要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一方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那些非法取得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加以排除，降低和减轻了他们被非法定罪的风险；另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否定了非法取证的行为，有效地遏制了侦查违法现象的发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冤案发生的几率。

（二）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对于无罪推定的解释是见仁见智，无罪推定理解起来其实很简单，是指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判决有罪之前，推定其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目的的。清代法学家沈家本参与制定的《大清刑事诉讼法草案》曾对无罪推定进行过最早的尝试，这也许是中国最早了解无罪推定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无罪推定好像一直与我们有仇，直到现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将这一原则规定下来。 只要提议在我国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肯定就会有一些人跳将出来（大部分是领导加法盲）：“我们是讲求实事求是的国家，没有证明嫌疑人有罪之前，怎么能说是无罪的呢？至少有

嫌疑吧？”我国的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也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悖，比如要求嫌疑人“如实供述”，因此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证明自己是否有罪的法律责任，而这种责任承担要求的前提中，实际上已经隐含了“有罪”的认定。被追诉人必须履行如实供述的法律义务，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看来想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确立“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是指在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判决被告人无罪。“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仅是解决疑难案件的原则，而更加是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疑罪从无原则之要义，不但要惩罚犯罪分子，还在于保护公民，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同时，而现代诉讼制度更强调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法院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对 “疑罪从无”原则不应再打折扣。从整个维护国家法制，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来说，全社会都应该树立这样一种人权保护理念。有人会担心疑罪从无不利于打击犯罪，而实际上，如果侦查机关在此后发现了新的证据，还可以继续追诉犯罪嫌疑人，树立“疑罪从无”的观念不会造成打击不力的问题。“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应当承认有些事实就是查不清，人的认识水平是有限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必然存在差异。

（四）司法独立原则 说起司法独立，人们往往认为它意味着法院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固然不错，但是司法的独立性还应当包括更多的内涵。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干预，公民个人或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更不能干预；司法系统内部相互独立，即一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另一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法院上下级关系只是审级关系，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外，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赵作海冤假错案之所以酿成，首先与公安人员对其进行刑讯逼供有关。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商

丘市检察院在缺乏必要证据，甚至连发现的死尸身份都未确定的情形下即对赵作海提起公诉；商丘市中级法院同样在缺乏证据、死尸身份不明情形下即对赵作海作出有罪判决。在办理案件上，公检法之间既是相互配合关系又是相互监督关系。只要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法院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案原则，就可对公安机关办案进行有效监督，避免与防范类似赵作海这样的冤假错案发生。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在办理赵作海一案过程中，公检法只有配合而无监督，最终导致一起冤假错案的发生。所以，对于冤假错案，不但要在其发生后予以及时纠正、对受害人进行必要的赔偿、依法追究办案责任人的责任，更要通过健全相关制度，从源头上防范与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

无辜被治罪的人数不胜数，让人们睁开眼睛正视这个可怕的事实，是科学的使命。唤醒懈怠冷漠的心灵去关注这一事实，是道德的使命。

缺乏伦理道德方面的分析，但法律方面的分析较好，另有收集媒体上的公开分析。201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