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个关键词帮年轻干部少走弯路

作者：文/ 郭青

来源：《廉政瞭望》 2019年第9期

年轻干部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希望,与年轻干部分享我个人的成长阅历、工作经验、人生感悟,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了。下面,我主要围绕6个词来讲,这可以说是我37年工作阅历的体会。

比较

现实中,我们每天无论做什么事都面临选择,而选择就需要比较,权衡各种方式的利弊,给出自己最明智的选项。比较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

在2018年度市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我谈到了领导班子一把手的强势、弱势问题。有的人比较强势,有的人比较弱势,到底是强势好,还是弱势好,同样需要比较。

太强势了,别人不敢给你提意见,你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容易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形成一言堂,工作中的败笔和遗憾就难以避免;太弱势了,工作畏首畏尾,考虑太多而行动不果敢,形成不了决议,会丧失一些工作机遇,在班子成员中也没有威信,说的话没有人听,什么事都做不成。

经过比较,太强势不行,太弱势也不行。那怎么办呢?要顺势,就是顺从真理、顺从大势。以真理为标准,在批评意见中寻求正确的,让自己的意见更接近于真理。一个领导者,是选择强势还是选择弱势,又或者是选择顺势,“比较”在这里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凡事有利也有弊,人类的智慧就在于通过比较趋利避弊、得大失小,而

“利”“弊”“大”“小”,只有比较才能分清楚看明白。要奋斗总会有牺牲,正确处理苦与乐、得与失、知与行以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事业收获与家庭付出等关系,把准方向、顺从大势、学会取舍,这就是比较的人生价值所在。

换位

“换位”就是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善于站在对方以及工作对象的角度考虑问题,从中得到更多体会、更多信息,使自己的言行举止更理性、更包容,使工作决策、举措更切合实际、更具针对性,效果也会更好。

比如,你喜欢加班,“5+2”“白加黑”,下属可能不喜欢。怎么办?换位思考的结果就是不强加给别人、不搞行政命令,而是以身作则、以身示范,影响大家、启示大家,进而带动大家。

换位不仅是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沟通技能,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比如,当你是普通干部的时候,可能觉得领导太强势、太专制,不近人情;而你当了领导干部后,可能又觉得下属没有责任心、没有执行力,不懂感恩。

如果我们习惯了换位,就能从狭隘的世界中跳出来,“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比如,在制定一项政策时,换位思考就是确保政策符合实际的重大法宝。大家都知道,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制定政策时,要站在群众的角度,设身处地体会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期盼、听取群众的“不同声音”。

择重

“择重”就是要选择重点、突显关键,把时间、心思、精力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收到举重若轻、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一种大学问、大智慧。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这个支点就是重点。

择重在一个人的成长中特别重要,经济学上把这叫做机会成本,就是你利用一定的时间或资

源,选择了干这件事情,就有可能选择放弃另一件事情,正确的选择是实际收益必须大于机会成本。

安排一年的工作、一个月的工作、一天的工作都要择重。交友也要择重,我常讲,慎交友、交好友,朋友精了也就少了,朋友少了也就精了。好些领导干部毁在朋友上,毁在“最信任的人”。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朋友不可能太多,太多了,那是熟人,不是朋友。

慎言

“慎言”就是要修口修心、谨言慎行。小的时候,父母、老师都教育我们,人有两只耳朵,要多听,有两只眼睛,要多看,有一张嘴,要少说。但一个人又不可能不说话,说话是人最重要最基本的交流方式,一个人的思想、智慧都是通过说话来表现的。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有几句经典的话,“现代人每天平均说4100句话,但其中只有10句是真话,管用。其他都是假话和废话。”大家聊天的时候,大多都是“废话”,有很多过渡话、背景话、感叹话,有语焉不详的,有重复啰嗦的,真正传递准确信息的就是那么几句话。

我在河北邯郸县工作时,与年轻干部交流时说过,激动时说话一定要小心。你发言的时候,手不停的在抖,还能发好言吗?肯定会说一些动感情有情绪的话、不理性的话。

如何做到慎言?就需要修心,言由心生。如何修心?方式有很多种,读书是修心的最好方式、最佳途径,多读书能够管住自己的嘴,或者让自己的表述更精当一些,这是我的体会。

综合

“综合”就是把所有因素综合起来,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或认识,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男女恋爱,一个女孩选择一个丈夫,要相貌靓一点,人品好一点,能力强一点,家里条件殷实一点,这些因素,综合越多越难选择。你总归是找丈夫、找妻子,不是找明星、找富豪,明白了这些,学会了综合,离“洞房花烛”就不远了。

择偶是这样,工作亦如是。比如,我们评价一个地方工作,要综合考虑,光一两个方面突出不行,必须多个方面突出才行。

评价县区的工作要看三个方面。经济发展方面,有没有好项目支撑,产业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的;党的建设方面,班子建设怎么样,违纪违法的人多不多;社会治理方面,信访怎么样,群众的诉求有没有合理解决。

对安康市情的把握,也是综合的结果。现在我们发展优势是青山绿水和劳动力资源,就是常说的山、水、人资源禀赋。高铁、航空时代来临,我们的发展将不再依赖于山、水、人等自然资源的独特禀赋,我们有信心和决心迎来依靠科技、人才、资金等要素发展的“后安康发展”时期,这个结果也是综合分析出来的。

深思

“深思”就是深入思考,再深入思考,思考越深越接近真理。通过深思熟虑来明辨是非、守正创新、破解难题。任何好的工作思路、决策,都是在深度思考中形成的。当然深思的过程是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纠偏,有萃取,有否定。

比如,移民搬迁要尽量集中安置。但集中安置前期工作难一些,干部群众有怨言。干部抱怨动员说服群众工作不好做,群众抱怨搬迁后生活成本加大。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因为它是利于长远的。特别是对于贫困山区而言,单纯拆旧建新、分散安置暂时省事,但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太大,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极易遭受损毁,容易陷入“受灾—重建—再受灾—再重建”的恶性循环,无法从根本上排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隐患。

集中安置的选址都是安全科学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资利用效率高、综合效益好。有利于发挥劳动力资源集中优势发展产业,实现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脱贫,从而加快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也有利于促进土地、林地流转,减轻农村资源污染压力,为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基础条件,等等,具有多方面意义。

比如,2014年我们全力争取设立国家高新区,一些同志也有不同想法,认为争取国家高新区意义不大,没有免税、项目资金等优惠政策,只是一个招牌,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功夫。现在来看,如果没有国家高新区这个招牌,我们能吸引那么多大企业过来吗?

总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事先的计划和准备,要靠深思而来,我们每一个人要想得长远一点、谋得深邃一些,为未来计、为后代谋。

(摘自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康市委书记郭青在市委办公室机关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的讲话,有删减)

专栏

在 古代,中国人的产权意识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晰。的确,中国人有借据,有债权,房产和地产也有房契和地契,财产是谁的,大体有个准儿。但是,如果把皇帝放进来,这事儿就模糊了。你的财产如果皇帝要,你给不给呢?答案是当然要给,不给也不行。哪怕你贵为王公,皇帝一纸令下:抄家!你的钱就都进了皇帝的小金库了,谁在乎你一介平民。

鸦片战争期间,大清的兵根本不是英军的个儿,英国人指哪儿打哪儿,没有打不下来的。英军不仅在武器方面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战术上更是领先清军几个层次。比如在英军舰队与清军炮台的较量中,英军采用了线形战术,以战舰排列成一线,依次以舷炮轰击炮台,这样英军一半的大炮都可以开火,形成连续不断的炮弹轰击。而清军只有五六成士兵装备火器,由于清军是冷热兵器混编,指挥官要让士兵完成机动动作需要的时间比英军长得多。

一打起来,清军可谓是节节败退。但是,前线的将领向皇帝汇报却总是说他们赢了,伪造报告说毙敌多少多少,击沉敌舰多少艘。

如果所在的省城被英军攻下,这个谎就不好扯了。但这个对清军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广州前线的清军将领,为了不让英军攻城,答应给英军赎城费,前前后后,一共给了600万两白银。

要知道,最后南京条约,也不过支付了2100万两的赔款,在当时,这笔钱可是不小了。英军反正也不是来攻城略地的,他们的意图,无非是逼中国打开大门,只要最终门是会开的,中间挣点银子,也是乐得不得了的。

这么大一笔钱,都是广州的商人出的。因为前线将领以皇帝的名义逼他们出,他们不得不出。不仅广州出了这个钱,杭州也支付了400万两赎城费。南京被兵临城下的时间最短,但也付了

300万两。这些钱保住了地方官和前线将领最后的脸面,否则,一旦城破,按大清的法律,他们不自杀就得被杀。

这么多银子,又要得这么急,只能从商人那里搜刮了。广州、杭州和南京的商人,被人无端拿走这么多银子,没有一个人喊冤的,都认了。因为当权者是以皇帝的名义要的,不能不给,他们自己也明白,给了就是白给。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封建社会,权力结构注定了你所有的财产都是皇帝恩赐给你的。

然而,时间走到了1911年。当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收回。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其实,这回的铁路国有并非白抢,而是要付费的。但是,绅商们说,我们不乐意。铁路商办,产权是我们的,跟不跟国家交易,是我们的权利。四川绅民指出:“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广东民众则直批清廷卖国,斥责:“铁路国有,失储信天下。”“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

70多年过去,尤其是在1903年新政之后,绅商们在报纸、学堂、学会和咨议局的启蒙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皇帝养了他们,而是他们养了皇帝。他们是纳税人,正是他们的税款,才让皇帝和政府可以生存。他们的钱,是自己挣的,不是皇帝恩赐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有人以皇帝的名义要收回他们的权益的时候,他们就抗争了,文的不行,就有人来武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的一把火,恰好在这个时候烧起来,原本支持王朝的绅商们,也就跟着反了。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是清政府在几近灭亡的时候一次自救运动,却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精神的普及。当商人不再听朝廷的话,封建权力的向心力便已然崩溃。

商人的觉醒,不仅在于他们明白了这个粗浅的道理,更因为天下浩浩荡荡之大势,让他们敢于将这些粗浅道理作为争取权利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