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特质

中国文化特质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家族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

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的性格。 其一，人文传统。

有别于重自然或超自然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颇受尊崇，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要义不在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进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其二，伦理中心。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是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重智”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

“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作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借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

以至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构成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系统。

其三，尊君重民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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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主。

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国家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

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

“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其四，中庸协和。

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 “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

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

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之风。

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

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 其五，延绵坚韧。

中国文化是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

农业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而先秦已经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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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使中国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

“认同”使中国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国文化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汲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国文化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

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盛极一时，又戛然中绝，出现过大幅度“断层”，乃至完全覆亡，令人在凭吊间油然而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慨。

唯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世界统一市场扩及东亚，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体趋于瓦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阶段，文化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变革的任务渐次提出。

然而，近世中国尽管呈现“千古之奇变”，但悠悠岁月铸就的传统，作为一种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仍然或显或隐地施展影响，中国现代文化正在内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革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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