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v及其《出三藏记集》述评

摘 要：僧?v，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年），一生精研律部，为其时不可多得之律学大师。他不仅是当时在朝野都颇具影响力的僧人，从治学角度来说，更是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尤其是他的《出三藏记集》，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

关键词：僧?v;目录学;文献学;《出三藏记集》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162-02

南朝活跃于齐梁两代的僧?v，不仅是当时颇具影响的僧人，从治学角度来说，更是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尤其是他的《出三藏记集》，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 的影响。

一、僧?v的生平

僧?v，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年），一生精研律部，为其时不可多得之律学大师，其高徒慧皎所著《高僧传》，凡十四卷、附录一卷，在其中开列“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十类条目，将所载述的僧人划

类分入其中，《齐京师建初寺释僧?v》位列卷十一、《明律》条目下。足见僧?v一生精力，主要集中于戒律之学。 按《高僧传》中所述，僧?v俗姓俞，原籍彭城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父辈时便已定居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正因为他生在“南朝四百八十寺”相对集中的都城建康（建业），这里佛教氛围浓厚的南朝文化气息从小影响着他，抑或因为佛教思维中的“夙世因缘”，僧?v幼年时到建初寺礼拜，便“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由于父母对他志向的怜爱，便同意其皈依佛门，师从僧范。父母的爱怜也同样体现在对僧?v娶妻生子的期望上，在他十四岁时，“密为访婚”，但僧?v却“知而避至定林”，坚决拒婚，投奔定林寺法达。僧?v曾师从法颖，《高僧传》记载法颖“以律藏知名”、“为律学所宗”、“时开律席”，并在宋孝武帝和齐高帝时，因学问与修行的出众两次出任僧正一职;其避婚时跟随的法达，也是一名“戒德精严”的法师，再加上僧?v自身“竭思钻求、无懈昏晓”的学习态度，终于“大精律部，有迈先哲”。 由于僧?v精究律部，辩解入微，齐竟陵王萧子良经常邀请他开讲律学，“听众常七八百人”。永明年间，又尊奉齐武帝敕命，前往吴地（今江苏苏州、湖州、浙江绍兴一代）去试选僧尼五众，并宣讲《十诵律》和受戒之法。僧?v“为性巧思”，善于规划设计造、刻佛像;身为一代宗师，又热心佛教事业，“凡获信施”，或用于修、造寺庙，或用于举办无遮

大会、舍身斋，或用于搜集整理经卷;毕其一生，僧、俗门徒达到一万一千人之多。齐、梁二朝朝野上下、僧俗两序莫不对之恭敬有加。开善寺智藏、法音寺慧廓，都是当时著名僧人，对僧?v“崇其德素，请事师礼”;皇亲贵族也争相以师礼敬之，如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永康定公主等;梁武帝更是“深相礼遇”，凡遇到佛教界的重大问题，都会请他审度决断，待到僧?v年老又患脚疾时，“敕听乘舆入内殿，”纵使素有佞佛帝王之城的梁武帝，也绝非对待任何僧人都有如此规格的敬重的。

天监十七年（518年），僧?v去世后，归葬于定林寺墓地，为其撰写碑文的，正是“依沙门僧?v、与之居处、积十数年”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 二、僧?v的主要学术成就

僧佑精研佛教戒律学，此外，对佛教目录、佛教历史、佛教文献、佛教艺术也贡献较大，终其一生，著述等身。其中被他亲自名之为《释僧?v法集》的八种著述，分别为《出三藏记集》《弘明集》《释迦谱》《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世界记》《法苑集》《法集杂记传铭》，按道世《法苑珠林》载，则为有《出三藏记集》《法苑集》《弘明集》《世界记》等十四种，其实也多为拆分前述八部或异名而形成。这些著作，基本涵盖了上述佛教戒律、目录、历史、文献等诸多方面。僧?v一生贡献，大致可归纳如下。

1.精擅戒律，戒德精严。僧?v于佛教的弘扬主要以宏兴律学为己任，他认为佛法能否在时间长久弘扬，主要依赖于僧团对戒律的重视和持守情况。僧?v先后亲近的法颖、法达、法献等高僧修学二十余年，而这些僧人无一例外均为专研佛教戒律学的高僧。除积极开讲律学、试选僧尼并讲述受戒之法等具体实践外，在理论上僧?v主要撰成两部佛教戒律学的重要著述，一是《萨婆多部相承传》，二是《十诵义记》。《十诵律》，系属说一切有部律，是中国汉语系佛教四部广律中传来最早的一部，在晋、宋、齐三朝已经大肆盛行，僧?v所擅即为此律，迨隋末唐初道宣等人以压倒一切的态势弘扬法藏部《四分律》，本律遂湮没不传。僧?v所撰《萨婆多部相承传》，即为《十诵律》律学师师相承的传记。而《十诵义记》，则是一部记述律学义解的专著，僧?v在《释僧?v法集总目录序》中自己写道：“少学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余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即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章括条，为律记十卷。”因此，《十诵义记》应当是僧?v多年研习、讲诵、修持《十诵律》的心血结晶。僧?v对戒律的重视，也体现在对门徒的影响上，其高徒明彻“因从佑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学绳墨。”此外，《经律异相》、《名僧传》、《众经要钞》的作者宝唱，也是“投僧佑出家，咨禀经律。”

2.撰《弘明集》，抵御异说。僧?v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既

是佛教大为兴盛之时，也是诸家学说并起、释道儒三家互辩的思想纷争时期。《弘明集》编撰的目的，僧?v自己说得很明确，“余所集《弘明》，为法御侮，通人雅论，胜士妙说，摧邪破惑之冲，弘道护法之堑，亦已备矣。”本书从第一篇牟子博的《牟子理惑论》到最后一篇释宝林的《破魔露布文》，以及僧?v自己的《弘明集后续》，无一不围绕着弘扬佛教理论，抵斥异说理论而收集。在僧?v主观的编撰目的之外，这部撰著还具备另外三大优点。其一，相对全面地反映了汉末至南北朝时期思想领域中的各种争论――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家、神灭与神不灭、本与末、夷与夏、沙门礼敬王者与否、因果报应与否。通过它，更利于后人理解当时的思想状态。其二，从中国佛教史研究角度出发，《弘明集》所收录的文章不少为当时饱学文人所著，呈现了当时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的情况。其三，《弘明集》所收录的作者，其中不乏相关作品散佚的名士、僧徒，而正是由于《弘明集》的编述，才使得我们今天仍能见到他们关于佛教的论述。 3.监造佛像，以像立法。僧?v除在上述佛教典籍整理、佛教戒律学等方面有很高成就外，对佛教艺术同样造诣颇深。首先，僧?v对佛教艺术应当有着深厚修养，比如在《法苑集》中，他就搜集整理了大量佛教音乐、歌呗、梵舞、造像等方面的记载和文献。尤其是在造像艺术方面，他更是具备一种近乎天生的卓越能力，“为性巧思，

能自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v经始，准画仪则。”光宅大像，系天监八年（509年）奉敕于小庄严寺铸造，后移奉于梁武帝舍宅为寺之光宅寺的无量寿佛铜像，此佛像用铜四万三千余斤（约合今量34吨），佛像身高一丈九尺，《高僧传》称其“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摄山大像，即为栖霞山大佛，其时由齐豫章王、齐竞陵王等出资，僧?v参与设计改造的，石窟正中无量寿佛采取坐式，坐高约十米，佛座高约二米，左右两侧分立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像，各高约十米。剡县石佛，原由僧护于齐建武年间（494年―498年）募召僧俗欲雕凿“弥勒千尺之容”，未及刻成僧护染疾身亡，而佛像则“仅成面朴”，僧淑继之，但“资力莫由”，亦“未获成遂”。天监七年（508年），继由梁建安王充当施主，“敕遣僧?v律师专任像事”，天监十二年（513年）春基本完成，天监十五年（516年）彻底竣工。大佛“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

4.总集众经，撰著经录。既有文献，则目录不可或缺，殷商以数万计的甲骨文献已有排列顺序，《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汉武帝时，已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群书目录。西汉成帝时，刘歆著《七略》，为第一部正式的官修分类目录，确立了较为完全的著录方法，奠定了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基础。刘歆《七略》收录方术，晋后数部书录也兼收佛经，直至南朝

齐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都特别为《佛经》单列目录，但毕竟自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佛道诸教及先前之诸子百家都难以与之比肩，尤其正统目录学家都局限于四部之例，于是佛教徒转而纷纷自立门户，抄集结藏，著录成目，其中奠定佛经目录基础的，当为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僧?v认为“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但是“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复生疑惑，奚所取明”，于是自己才“牵课羸志，沿波讨源，缀其所闻”，编撰而成《出三藏记集》。费长房所著《开皇三宝录》载《出三藏记集》成书于齐建武年间，但详阅该书，尚记载有梁天监年间之事，由是则可断定《出三藏记集》当成书于齐梁二朝。在僧?v众多的著作当中，《出三藏记集》堪称其中的代表作，往往列于《大藏经》目录部之首。同时，僧?v也因“造立经藏、搜校卷轴”而成为中国集结佛经、整理经藏第一人。 三、僧?v的代表作――《出三藏记集》

《出三藏记集》一书，共十五卷，内容由四大部分构成：“一撰缘起、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主要是指佛教三藏在印度的缘起，在中国传译的佛教三藏名录，佛教三藏的序言和题记，译传佛教三藏之高僧传记这四类。其价值概言之有以下三项。

1.我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在此之前虽然有朱士行

《汉录》、竺法护《众经目》、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等二十余种佛教目录，但均已散佚，今仅闻其名，所以《出三藏记集》成为当之无愧的现存最古老的佛经目录。僧?v自己认为撰录《出三藏记集》是对道安佛教目录的一种继续，它保存了佚失的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的大致全貌，在其所列十四类“录”中，不只保留了道安的六种录，甚至有些部分都是将道安的原文植入。在对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认真订补的基础上，僧?v将由汉至梁四百年间翻译和撰集的众多佛教典籍，汇集归纳为十四录，共收经目2162部、4328卷。但不可否认的是，僧?v一生均活动于南朝，对于北朝所译佛经及典籍情况，还是有所疏漏的。

2.扩大了佛教经录包含的内容，创立了佛教经录编纂的新体例。僧?v所分的撰缘记、诠名录、总经序和述例传四个部分。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经录的范畴，单以诠名录一个，就已经可以概括一般佛教经录的全部内容了，其他三个部分则可看作是僧?v独具特色的创新。撰缘记叙述了一些三藏经典形成结集的经过;总经序则广泛地搜罗了多达110篇的佛教三藏序言和题记，它们不仅使人读之即可未读经便知其略要，更可以帮助后来人了解相关经典的翻译经过、翻译地点和时间;述例传则由详述历代中外僧人的传记组成，共32篇，凡32人、附记16人，这部分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僧人传记，其内容几乎均为僧?v高徒慧皎和宝唱的《高僧传》及《名僧

传》所采录。此外，由于僧?v专门列出注经、杂经、疑经、伪经、抄经、失译经、古译经、异出经等“另类”以别于正式经论，又单列律部，为后世佛教经录作者们做了很好的框架，极大促进了佛教目录学的发展。

3.保存大量史料，便于后世研究取材。正是由于《出三藏记集》的四部分法，除铨名录外的三类无疑是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加之僧?v撰著时注重甄别正伪，擅于考证事实，也使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很强。后世撰著者涉及佛教历史、人物、佛经流布等内容时，多有采用《出三藏记集》所载的做法，所以说它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实不为过。 参考文献：

[1][梁]释僧?v.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