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中国应对

作者：郭宏 伦蕊

来源：《中州学刊》2021年第01期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冲击。疫情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全球产业链布局，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弹性。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加速调整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向化转变日趋明显。疫情叠加经济、技术、政策多重因素的影响，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短链化、区域化、增加值高度集中、治理模式变革，成为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趋势，将对我国发展的核心利益带来严峻挑战。对此，我国需要转变发展战略，对产业发展、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国际合作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1-0031-08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生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摇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基础。疫情期间，西方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国家政策内向化转变日趋明显。跨国公司提高供应链弹性的动力以及各国应对疫情的长期政策反应将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未来一段时期，受疫情叠加经济、技术、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在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等方面将发生剧烈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带来重大影响。应对这种大变局，需要准确认识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时调整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范式。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间分工逐步转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最终演变为不断深化的产业链分工，极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动摇了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基础。在疫情冲击下，生产和供应链的断裂，充分暴露了这一分工体系的脆弱性。疫情期间各国产业链复工复产复销的节奏相异，破坏了整个及时交货系统，产业链龙头企业难以担负起协调不同生产工序和生产区段的任务，产业链协作机制趋于崩溃，全球范围内的最优化生产配置成为空谈。

从时间维度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20年2月初到3月上旬。疫情在中国暴发，鉴于我国以中间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这一阶段国内企业的停工和物流受阻，不仅使企业自身面临供应链“生态位”被替代的风险，还通过出口供应链影响他国，引发全球供应链的局部断链风险，使此阶段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中国自身的经济体量。第二阶段从2020年3月初至全球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疫情的全球蔓延，使美欧日韩的一些跨国公司停摆，海外供应链出现梗阻与需求回落，表现为滞销与断供的双重风险，全球产业

链的问题从供给端转向供需两端。目前，全球疫情蔓延不仅没有缓解迹象，而且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众多国家、行业受到大面积冲击，全球产业链的断链风险持续升级。第三阶段是后疫情时代。疫情平息后，跨国公司出于供应链安全考虑，避免在一国生产过度集中化的风险，将增加或替换其供应商和采购商，调整全球投资布局，从而导致供应链结构和关系的深层次变革，对全球产业链带来深远影响。

新冠疫情通过连续三个阶段的发酵，将诱发连锁性的“次生灾害”，对全球产业链协作产生多维度、全方位的影响。由于全球产业链涉及大量中间品的多次跨境流动，当前疫情既冲击全球产业链的供给侧，也涉及中间品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波及终端消费和产业链投资，最终进一步制约供给侧，引发连锁震荡。在供给层面，由于疫情在工业大国迅速蔓延，疫情严重国家的产能缺口冲击全球生产体系，导致其他国家获得必需工业投入品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直接阻断了正常的生产活动。在需求层面，疫情带来的各国经济严重衰退，全球需求市场急剧萎缩，成为全球产业链面临的重要挑战。根据世贸组织的估算，2020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13%—32%。①在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导致中间品贸易大幅缩减的同时，由宏观经济衰退引发的延迟购买使最终品贸易也趋于下降。在投资层面，疫情蔓延助推避险情绪，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增加了企业运营和财务管理的难度，也使企业搁置甚至放弃投资意向，减缓其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进度。根据联合国贸发会预测，2020年全球直接投资降幅高达40%，首次降至万亿美元以下，2021年将进一步下降5%—10%。②

不同产业链在疫情中所受的冲击，与其复杂程度和上下游关系密切相关。短期内复杂产业链所受冲击比简单产业链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复杂全球价值链（GVC）涉及贸易中间品的多次跨境，在疫情中显得更加脆弱。2017年复杂GVC占全球GDP的比重约为5.5%，所涉及部门主要包括电子通信、交通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预期这些部门所受冲击最为严重，利润降幅也最大。③

从国家层面看，各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程度和位置不同，疫情的影响机制和冲击程度各有不同。作为全球制造中心，中国的供应链安全和产业链地位都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汽车、能源、机械、化工、医药、航空、航天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冲击较大。疫情已经导致我国纺织服装、造纸与印刷品、化学与医药、金属及其制品业的工业原料出口滞销，以及电子设备、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的元部件出口滞销。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发动机、化工、医药和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业则面临进口元部件断供问题。疫情也导致中国部分行业面临外资撤资、供应链外迁风险，部分产业回流美欧发达国家趋势加强，部分生产环节加速向南亚、东南亚、南美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尽管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太可能将生产线全部移出中国，但留在国内的生产线可能主要供给国内和亚太市场。在这种情形下，我国将面临由世界工厂演变成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工厂，甚至是仅仅面向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工廠的风险。这势必会动摇中国的国际制造中心地位，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

从长期来看，与以往自然灾害对商业模式的暂时干扰不同，此次疫情将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其全球价值链，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自身产品供应安全，进行多元化布局以分散风险。这将导致全球产业链在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 二、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策环境的演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驱动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不断弱化，抑制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却逐步强化。“有条件保护论”成为抑制全球产业链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据此理论，全球化并不总是提高发达国家福利，一旦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学习和赶超，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生产率，全球产业链分工就会损害发达国家的福利。④发达国家必须加速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确保自身的生产率优势，同时还要尽可能抑制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

基于这种理论思潮和对全球分工体系脆弱性的认识，全球范围内国家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贸易争端加剧，国际合作从多边转向双边和区域。发展中国家开始担忧过早“去工业化”，发达国家则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建其制造业基础，巩固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战略地位。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问题在发达国家引起格外关注，疫情前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就出现了发展国家生产能力、加强产业链自主性的思想。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2019年，美国国防后勤局（DLA）发布《供应链安全战略》，提出维护和保障供应链安全性，构建有弹性、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系统。德国政府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德法两国共同发布《面向21世纪欧洲工业政策宣言》，不约而同地将供应链安全和生产本地化作为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⑤在投资政策方面，欧美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资的限制，尤其是在战略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 2.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动摇了一些国家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政治基础。疫情使西方国家认识到全球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和确保产业链安全的紧迫性，重新权衡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疫情期间，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种严格的贸易和运输限制措施。美、德、法、日等西方主要國家更是通过支持本国企业回迁、收紧外资安全审查、加强本国战略产业保护等政策，力图提升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特别是战略产品和服务的国家或区域供应能力，实现对经济的自给自足和自主可控，经济政策出现了显著的内向化转变趋势。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应对疫情的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20年7月，38个国家或地区对除医疗物资外的货物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74个国家或地区对医疗物资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主要限制或禁止医疗和防疫物资的出口以及农产品、动物类制品、食品的出口。这些出口限制措施既包括临时

禁止出口禁令，要求当地用品生产商只向或者至少优先向国内买家供货，对当地生产产品出口规定明确的百分比限制，也包括出口授权计划这种不太透明的出口限制措施。鉴于疫情的继续加剧，不能排除出口限制措施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以及现有临时出口禁令时间的延长。 二是以补贴、税收优惠或立法形式引导企业回迁。美国特朗普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案》和《国防生产法案》，要求将关键产业链全部搬回美国。为“构建强韧的经济结构”，日本政府宣布实施一项2435亿日元的供应链改革计划，支持日本企业把产能搬回国内，或向东盟国家分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危机后法国将寻求把医疗及其他制造业回迁法国和欧洲，重建“法国主权与欧洲主权”。

三是支持本土企业扩大产能。美国运用《国防生产法案》，强制推动医疗产品的国内生产和供应。近期美联储实施的无限流动性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2万亿美元刺激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提升美资企业在本土的投资意愿。根据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美加墨三国意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汽车零部件在三国国内的生产比例提高到75%。

四是实施更加严格的外资审核标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投资政策上，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和保护措施，特别是加强了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外资并购审查，部分国家采取了针对中资企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其目的是预防外资对卫生服务、生物技术等与卫生危机管理直接相关行业的低价并购，以及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考虑，禁止外资对本国更广泛的“战略”行业资产的并购，防止关键性的技术被外国所掌控。

五是实施技术封锁。为确保本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一些发达国家采用了技术封锁措施。美国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另一方面通过“长臂管辖”，不断将特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列入实体管制清单，切断对华技术供应链。疫情期间，美国商务部仍在部署修订更为严苛的长臂管辖原则，对华技术封锁措施进一步升级。

六是推进全球产业链的“俱乐部模式”。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由“全球模式”转变为“俱乐部模式”。近期，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越南等国，推动建立被称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的“可信赖伙伴”联盟，涵盖贸易、投资、能源、基建、数字经济等领域，其战略目的就是改变现在的全球产业链构成，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重构国际合作格局，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和金融新体制，促使其产业链去中国化。

这些政策举措在本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行为，是以“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为借口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行辩护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国家干涉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从目前情况看，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内向转变不单单是短期内应对供应链安全的临时性手段，更是一种基于长期安全利益的战略考量。如果这些政策被其他国家仿效，进而在全球蔓延，势必加剧保护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趋势，触发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推进全球产业链短链化、本土

化、区域化的趋势，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削减其价值获取的机会，阻断其获取先进技术的路径，发展中国家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产业升级将面临严峻挑战。

从长期来看，与以往自然灾害对商业模式的暂时干扰不同，此次疫情将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其全球价值链，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自身产品供应安全，进行多元化布局以分散风险。这将导致全球产业链在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 二、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策环境的演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驱动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不断弱化，抑制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却逐步强化。“有条件保护论”成为抑制全球产业链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据此理论，全球化并不总是提高发达国家福利，一旦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学习和赶超，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生产率，全球产业链分工就会损害发达国家的福利。④发达国家必须加速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确保自身的生产率优势，同时还要尽可能抑制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

基于这种理论思潮和对全球分工体系脆弱性的认识，全球范围内国家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贸易争端加剧，国际合作从多边转向双边和区域。发展中国家开始担忧过早“去工业化”，发达国家则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建其制造业基础，巩固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战略地位。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问题在发达国家引起格外关注，疫情前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就出现了发展国家生产能力、加强产业链自主性的思想。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2019年，美国国防后勤局（DLA）发布《供应链安全战略》，提出维护和保障供应链安全性，构建有弹性、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系统。德国政府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德法两国共同发布《面向21世纪欧洲工业政策宣言》，不约而同地将供应链安全和生产本地化作为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⑤在投资政策方面，欧美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慮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资的限制，尤其是在战略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 2.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动摇了一些国家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政治基础。疫情使西方国家认识到全球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和确保产业链安全的紧迫性，重新权衡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疫情期间，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种严格的贸易和运输限制措施。美、德、法、日等西方主要国家更是通过支持本国企业回迁、收紧外资安全审查、加强本国战略产业保护等政策，力图提升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特别是战略产品和服务的国家或区域供应能力，实现对经济的自给自足和自主可控，经济政策出现了显著的内向化转变趋势。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应对疫情的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20年7月，38个国家或地区对除医疗物资外的货物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74个国家或地区对医疗物资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主要限制或禁止医疗和防疫物资的出口以及农产品、动物类制品、食品的出口。这些出口限制措施既包括临时禁止出口禁令，要求当地用品生产商只向或者至少优先向国内买家供货，对当地生产产品出口规定明确的百分比限制，也包括出口授权计划这种不太透明的出口限制措施。鉴于疫情的继续加剧，不能排除出口限制措施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以及现有临时出口禁令时间的延长。 二是以补贴、税收优惠或立法形式引导企业回迁。美国特朗普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案》和《国防生产法案》，要求将关键产业链全部搬回美国。为“构建强韧的经济结构”，日本政府宣布实施一项2435亿日元的供应链改革计划，支持日本企业把产能搬回国内，或向东盟国家分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危机后法国将寻求把医疗及其他制造业回迁法国和欧洲，重建“法国主权与欧洲主权”。

三是支持本土企业扩大产能。美国运用《国防生产法案》，强制推动医疗产品的国内生产和供应。近期美联储实施的无限流动性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2万亿美元刺激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提升美资企业在本土的投资意愿。根据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美加墨三国意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汽车零部件在三国国内的生产比例提高到75%。

四是实施更加严格的外资审核标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投资政策上，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和保护措施，特别是加强了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外资并购审查，部分国家采取了针对中资企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其目的是预防外资对卫生服务、生物技术等与卫生危机管理直接相关行业的低价并购，以及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考虑，禁止外资对本国更广泛的“战略”行业资产的并购，防止关键性的技术被外国所掌控。

五是实施技术封锁。为确保本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一些发达国家采用了技术封锁措施。美国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另一方面通过“长臂管辖”，不断将特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列入实体管制清单，切断对华技术供应链。疫情期间，美国商务部仍在部署修订更为严苛的长臂管辖原则，对华技术封锁措施进一步升级。

六是推进全球产业链的“俱乐部模式”。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由“全球模式”转变为“俱乐部模式”。近期，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越南等国，推动建立被称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的“可信赖伙伴”联盟，涵盖贸易、投资、能源、基建、数字经济等领域，其战略目的就是改变现在的全球产业链构成，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重构国际合作格局，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和金融新体制，促使其产业链去中国化。

这些政策举措在本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行为，是以“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为借口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行辩护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国家干涉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从目前情况

看，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内向转变不单单是短期内应对供应链安全的临时性手段，更是一种基于长期安全利益的战略考量。如果这些政策被其他国家仿效，进而在全球蔓延，势必加剧保护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趋势，触发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推进全球产业链短链化、本土化、区域化的趋势，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削减其价值获取的机会，阻断其获取先进技术的路径，发展中国家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产业升级将面临严峻挑战。

从长期来看，与以往自然灾害对商业模式的暂时干扰不同，此次疫情将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其全球价值链，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自身产品供应安全，进行多元化布局以分散风险。这将导致全球产业链在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 二、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策环境的演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驱动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不断弱化，抑制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却逐步强化。“有条件保护论”成为抑制全球产业链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据此理论，全球化并不总是提高发达国家福利，一旦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学习和赶超，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生产率，全球产业链分工就会损害发达国家的福利。④发达国家必须加速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确保自身的生产率优势，同时还要尽可能抑制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

基于这种理论思潮和对全球分工体系脆弱性的认识，全球范围内国家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贸易争端加剧，国际合作从多边转向双边和区域。发展中国家开始担忧过早“去工业化”，发达国家则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建其制造业基础，巩固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战略地位。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问题在发达国家引起格外关注，疫情前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就出现了发展国家生产能力、加强产业链自主性的思想。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2019年，美国国防后勤局（DLA）发布《供应链安全战略》，提出维护和保障供应链安全性，构建有弹性、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系统。德国政府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德法两国共同发布《面向21世纪欧洲工业政策宣言》，不约而同地将供应链安全和生产本地化作为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⑤在投资政策方面，欧美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资的限制，尤其是在战略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 2.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动摇了一些国家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政治基础。疫情使西方国家认识到全球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和确保产业链安全的紧迫性，重新权衡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疫情期间，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种严格的贸易和运输限制措施。美、德、法、日等西方主要国家更是通过支持本国企业回迁、收紧外资安全审查、加强本国战略产业保

护等政策，力图提升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特别是战略产品和服务的国家或区域供应能力，实现对经济的自给自足和自主可控，经济政策出现了显著的内向化转变趋势。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应对疫情的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20年7月，38个国家或地区对除医疗物资外的货物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74个国家或地区对医疗物资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主要限制或禁止医疗和防疫物资的出口以及农产品、动物类制品、食品的出口。这些出口限制措施既包括临时禁止出口禁令，要求当地用品生产商只向或者至少优先向国内买家供货，对当地生产产品出口规定明确的百分比限制，也包括出口授权计划这种不太透明的出口限制措施。鉴于疫情的继续加剧，不能排除出口限制措施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以及现有临时出口禁令时间的延长。 二是以补贴、税收优惠或立法形式引导企业回迁。美国特朗普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案》和《国防生产法案》，要求将关键产业链全部搬回美国。为“构建强韧的经济结构”，日本政府宣布实施一项2435亿日元的供应链改革计划，支持日本企业把产能搬回国内，或向东盟国家分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危机后法国将寻求把医疗及其他制造业回迁法国和欧洲，重建“法国主权与欧洲主权”。

三是支持本土企业扩大产能。美国运用《国防生产法案》，强制推动医疗产品的国内生产和供应。近期美联储实施的无限流动性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2万亿美元刺激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提升美资企业在本土的投资意愿。根据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美加墨三国意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汽车零部件在三国国内的生产比例提高到75%。

四是实施更加严格的外资审核标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投资政策上，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和保护措施，特別是加强了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外资并购审查，部分国家采取了针对中资企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其目的是预防外资对卫生服务、生物技术等与卫生危机管理直接相关行业的低价并购，以及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考虑，禁止外资对本国更广泛的“战略”行业资产的并购，防止关键性的技术被外国所掌控。

五是实施技术封锁。为确保本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一些发达国家采用了技术封锁措施。美国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另一方面通过“长臂管辖”，不断将特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列入实体管制清单，切断对华技术供应链。疫情期间，美国商务部仍在部署修订更为严苛的长臂管辖原则，对华技术封锁措施进一步升级。

六是推进全球产业链的“俱乐部模式”。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由“全球模式”转变为“俱乐部模式”。近期，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越南等国，推动建立被称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的“可信赖伙伴”联盟，涵盖贸易、投资、能源、基建、数字经济等领域，其战略目的就是改变现在的全球产业链构成，从政治、制度、意识形

态上重构国际合作格局，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和金融新体制，促使其产业链去中国化。

这些政策举措在本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行为，是以“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为借口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行辩护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国家干涉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从目前情况看，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内向转变不单单是短期内应对供应链安全的临时性手段，更是一种基于长期安全利益的战略考量。如果这些政策被其他国家仿效，进而在全球蔓延，势必加剧保护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趋势，触发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推进全球产业链短链化、本土化、区域化的趋势，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削减其价值获取的机会，阻断其获取先进技术的路径，发展中国家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产业升级将面临严峻挑战。

从长期来看，与以往自然灾害对商业模式的暂时干扰不同，此次疫情将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其全球价值链，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自身产品供应安全，进行多元化布局以分散风险。这将导致全球产业链在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 二、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策环境的演变

2008年金融危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驱动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不断弱化，抑制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却逐步强化。“有条件保护论”成为抑制全球产业链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据此理论，全球化并不总是提高发达国家福利，一旦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学习和赶超，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生产率，全球产业链分工就会损害发达国家的福利。④发达国家必须加速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确保自身的生产率优势，同时还要尽可能抑制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

基于这种理论思潮和对全球分工体系脆弱性的认识，全球范围内国家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贸易争端加剧，国际合作从多边转向双边和区域。发展中国家开始担忧过早“去工业化”，发达国家则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建其制造业基础，巩固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战略地位。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问题在发达国家引起格外关注，疫情前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就出现了发展国家生产能力、加强产业链自主性的思想。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2019年，美国国防后勤局（DLA）发布《供应链安全战略》，提出维护和保障供应链安全性，构建有弹性、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系统。德国政府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德法两国共同发布《面向21世纪欧洲工业政策宣言》，不约而同地将供应链安全和生产本地化作为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⑤在投资政策方面，欧美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资的限制，尤其是在战略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 2.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动摇了一些国家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政治基础。疫情使西方国家认识到全球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和确保产业链安全的紧迫性，重新权衡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疫情期间，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种严格的贸易和运输限制措施。美、德、法、日等西方主要国家更是通过支持本国企业回迁、收紧外资安全审查、加强本国战略产业保护等政策，力图提升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特别是战略产品和服务的国家或区域供应能力，实现对经济的自给自足和自主可控，经济政策出现了显著的内向化转变趋势。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应对疫情的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20年7月，38个国家或地区对除医疗物资外的货物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74个国家或地区对医疗物资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主要限制或禁止医疗和防疫物资的出口以及农产品、动物类制品、食品的出口。这些出口限制措施既包括临时禁止出口禁令，要求当地用品生产商只向或者至少优先向国内买家供货，对当地生产产品出口规定明确的百分比限制，也包括出口授权计划这种不太透明的出口限制措施。鉴于疫情的继续加剧，不能排除出口限制措施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以及现有临时出口禁令时间的延长。 二是以补贴、税收优惠或立法形式引导企业回迁。美国特朗普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案》和《国防生产法案》，要求将关键产业链全部搬回美国。为“构建强韧的经济结构”，日本政府宣布实施一项2435亿日元的供应链改革计划，支持日本企业把产能搬回国内，或向东盟国家分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危机后法国将寻求把医疗及其他制造业回迁法国和欧洲，重建“法国主权与欧洲主权”。

三是支持本土企业扩大产能。美国运用《国防生产法案》，强制推动医疗产品的国内生产和供应。近期美联储实施的无限流动性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2万亿美元刺激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提升美资企业在本土的投资意愿。根据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美加墨三国意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汽车零部件在三国国内的生产比例提高到75%。

四是实施更加严格的外资审核标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投资政策上，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和保护措施，特别是加强了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外资并购审查，部分国家采取了针对中资企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其目的是预防外资对卫生服务、生物技术等与卫生危机管理直接相关行业的低价并购，以及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考虑，禁止外资对本国更广泛的“战略”行业资产的并购，防止关键性的技术被外国所掌控。

五是实施技术封锁。为确保本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一些发达国家采用了技术封锁措施。美国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另一方面通过“长臂管辖”，不断将特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列入实体管制清单，切断对华技术供应链。疫情期间，美国商务部仍在部署修订更为严苛的长臂管辖原则，对华技术封锁措施进一步升级。

六是推进全球产业链的“俱乐部模式”。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由“全球模式”转变为“俱乐部模式”。近期，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越南等国，推动建立被称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的“可信赖伙伴”联盟，涵盖贸易、投资、能源、基建、数字经济等领域，其战略目的就是改变现在的全球产业链构成，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重构国际合作格局，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和金融新体制，促使其产业链去中国化。

这些政策举措在本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行为，是以“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为借口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行辩护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国家干涉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从目前情况看，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内向转变不单单是短期内应对供应链安全的临时性手段，更是一种基于长期安全利益的战略考量。如果这些政策被其他国家仿效，进而在全球蔓延，势必加剧保护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趋势，触发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推进全球产业链短链化、本土化、区域化的趋势，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削减其价值获取的机会，阻断其获取先进技术的路径，发展中国家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产业升级将面临严峻挑战。

从长期来看，与以往自然灾害对商业模式的暂时干扰不同，此次疫情将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其全球价值链，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自身产品供应安全，进行多元化布局以分散风险。这将导致全球产业链在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 二、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策环境的演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驱动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不断弱化，抑制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却逐步强化。“有条件保护论”成为抑制全球产业链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据此理论，全球化并不总是提高发达国家福利，一旦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学习和赶超，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生产率，全球产业链分工就会损害发达国家的福利。④发达国家必须加速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确保自身的生产率优势，同时还要尽可能抑制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

基于这种理论思潮和对全球分工体系脆弱性的认识，全球范围内国家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贸易争端加剧，国际合作从多边转向双边和区域。发展中国家开始担忧过早“去工业化”，发达国家则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建其制造业基础，巩固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战略地位。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问题在发达国家引起格外关注，疫情前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就出现了发展国家生产能力、加强产业链自主性的思想。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2019年，美国国防后勤局（DLA）发布《供应链安全战略》，提出维护和保障供应链安全性，构建有弹性、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系统。德国政府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德法两国共同发布《面向21世纪欧洲工业政策宣言》，不约而同地将供应链安全和生产本地

化作为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⑤在投资政策方面，欧美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资的限制，尤其是在战略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 2.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动摇了一些国家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政治基础。疫情使西方国家认识到全球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和确保产业链安全的紧迫性，重新权衡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疫情期间，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种严格的贸易和运输限制措施。美、德、法、日等西方主要国家更是通过支持本国企业回迁、收紧外资安全审查、加强本国战略产业保护等政策，力图提升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特别是战略产品和服务的国家或区域供应能力，实现对经济的自给自足和自主可控，经济政策出现了显著的内向化转变趋势。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应对疫情的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20年7月，38个国家或地区对除医疗物资外的货物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74个国家或地区对医疗物资贸易采取了相关措施，主要限制或禁止医疗和防疫物资的出口以及农产品、动物类制品、食品的出口。这些出口限制措施既包括临时禁止出口禁令，要求当地用品生产商只向或者至少优先向国内买家供货，对当地生产产品出口规定明确的百分比限制，也包括出口授权计划这种不太透明的出口限制措施。鉴于疫情的继续加剧，不能排除出口限制措施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以及现有临时出口禁令时间的延长。 二是以补贴、税收优惠或立法形式引导企业回迁。美国特朗普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案》和《国防生产法案》，要求将关键产业链全部搬回美国。为“构建强韧的经济结构”，日本政府宣布实施一项2435亿日元的供应链改革计划，支持日本企业把产能搬回国内，或向东盟国家分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危机后法国将寻求把医疗及其他制造业回迁法国和欧洲，重建“法国主权与欧洲主权”。

三是支持本土企业扩大产能。美国运用《国防生产法案》，强制推动医疗产品的国内生产和供应。近期美联储实施的无限流动性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2万亿美元刺激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提升美资企业在本土的投资意愿。根据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美加墨三国意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汽车零部件在三国国内的生产比例提高到75%。

四是实施更加严格的外资审核标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投资政策上，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和保护措施，特别是加强了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外资并购审查，部分国家采取了针对中资企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其目的是预防外资对卫生服务、生物技术等与卫生危机管理直接相关行业的低价并购，以及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考虑，禁止外资对本国更广泛的“战略”行业资产的并购，防止关键性的技术被外国所掌控。

五是实施技术封锁。为确保本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一些发达国家采用了技术封锁措施。美国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另一方面通过“长臂管辖”，不断将特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列入实体管制清单，切断对华技术供应链。疫情期间，美国商务部仍在部署修订更为严苛的长臂管辖原则，对华技术封锁措施进一步升级。

六是推进全球产业链的“俱乐部模式”。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由“全球模式”轉变为“俱乐部模式”。近期，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越南等国，推动建立被称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的“可信赖伙伴”联盟，涵盖贸易、投资、能源、基建、数字经济等领域，其战略目的就是改变现在的全球产业链构成，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重构国际合作格局，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和金融新体制，促使其产业链去中国化。

这些政策举措在本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行为，是以“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为借口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行辩护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国家干涉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从目前情况看，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内向转变不单单是短期内应对供应链安全的临时性手段，更是一种基于长期安全利益的战略考量。如果这些政策被其他国家仿效，进而在全球蔓延，势必加剧保护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趋势，触发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推进全球产业链短链化、本土化、区域化的趋势，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削减其价值获取的机会，阻断其获取先进技术的路径，发展中国家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产业升级将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