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进程开中国模式的发展

从改革开放进程看“中国模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多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国家的财政收入是成立初期的1000多倍，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超过8%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渐上升，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令世界惊叹，由此国内外经济学界开始关注研究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发展道路，试图归纳出类似“华盛顿共识”的样本。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投资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北京共识》的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称之为“北京共识”，认为“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不仅适合中国，而且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可借鉴模式。在这之后，中国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受到国内外舆论和学术界的空前关注，总结后更多的说法是“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的争论

什么是中国模式？这个命题还存在着争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高度概括的表述。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一般模式的规律性、示范性、简明性、鲜明性、通用性，坚决主张提倡之。有

学者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中是否存在某种发展模式人手，通过人类社会历史的长程分析，各个国家的发展轨迹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经验，并没有寻求到一种统一的社会发展标准，显然，没有所谓的发展模式。仅凭中国短暂的现代化历程，仅凭中国发展的不成熟经验，就判断为一种“中国模式”，缺乏理论的支撑与实践的依据。因此，“‘中国模式说’值得商榷”。固有学者认为，基于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考虑，所谓的中国模式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且中国模式还不具有模式本身的凝固性与复制性等特性，为此，应该少谈或慎谈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开始于中国的那一个时期，学术界也没有统一认识，甚

至观点相差甚远。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视角，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可以从秦始皇时期开始探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在这之前整个中国社会是传统的农耕牧民的经济结构，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古受西方入侵，并开始世界交流，受西方文化、经济影响，逐步探索工业化道路。有学者指出，所谓中国道路，应该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是如何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模式主要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中国改

革开放之前没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基本上是按照当时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模式走。

关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否属于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述的问题，如何区别三者关系？有学者指出，所谓中国道路，应该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是如何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验则是坚持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所总结的一系列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认识和有益教训。而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的阶段性理论概括，是值得今后继续遵循的起码社会规律、理论原则、经验教训。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不是样板，别国可以借鉴与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中国模式应该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完善。

二、中国模式开始时间与改革开放的实践

如果把“中国模式”放在整个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考究，这个命题就显得过于宏大、复杂，也不利于“中国模式”经验的总结。而且，正如一些学者的观点，通过人类社会历史的长程分析，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轨迹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经验，并没有寻求到一种统一的社会发展标准，没有所谓的发展模式。但是，具体到某一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每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都显现出一些独特

的社会发展特征，因此，对于某一历史时期，对某国的发展方式、

发展经验做一些考察，是可以归纳出一些特定发展模式。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道路基本上是按照当时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模式走，在1966-1976年还开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十年动荡，中国的政治混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认真纠正党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党的正确路线，中共中央于1978年12月召开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转折意义，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和发展，提出并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从那以后，这句话就成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主题，开始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阶段，

邓小平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系列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性思想，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的论述，以及提出了“小康社会”、“两手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极具创新精神的新思想。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实际上就是这些思想的一个不断成熟完善丰富的过程与不断以实践检验的过程。因此，在中国模式时间的选择上，可以认为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开始，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中国模式的框架基本形成，之后三十多年是不断探索的过程。

三、中国模式的成功因素

关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因素，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邹

东涛教授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归结为七条：第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制度基石和起点。第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持久的体制动力。第三，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社会长期稳定，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第四，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决策不可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防止大上大下地“折腾”。第五，把

改革和开放同时写在中国模式的旗帜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配合与共同推进，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动力源。第六，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减少改革推进的阻力，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成为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坚强后盾。第七，不断完善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手段，把宏观调控政策的战略转型与发展政策的战略转变、治理性调控与预防性调控、改善宏观调控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2010年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3：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原因在于政府强大任何国家无法比。其优势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而且中国政府在集中和分配全国性财力、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和优势。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危机中进一步展现。中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政治动员、力量整合、政策推进等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三是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对银行的有效控制和核心资产的拥有，对迅速救市和促使经济复苏

有着较强的应对能力，并在主导国民经济发展大方向、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工程、解决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品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高建教授认为，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许多学者提到“中国模式”的特点包括强政府、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渐进改革等，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内容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都能找到。因此，上述内容都不应该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他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它有机地结合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世界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开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三者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模式”的本质特点和成功的主要因素，从而使“中国模式”既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模式，也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以上研究，分别从政府力量主导的视角、从经济发展的视角、从坚持党领导中国建设的视角对中国模式的成功因素作了分析，比较侧重于从某一个重点问题进行分析，缺乏一些全局性的整体思考，没有从历史的背景、纵向发展的脉络来寻找、总结中国模式的成功因素所在。中国模式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开始，因此总结中国模式的成功因

素，必须要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进程的来思考，对照同时期进行经济改革的印度、印尼、巴西等国家的情况，归纳推动中国模式发展的内在与外在因素。

1、改革开放以前的平民化社会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成果被大多数人共享提供良好基础

在改革开放以前，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是毛泽东，他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1955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的论断，并且强调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经常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要从全局出发，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始终坚持批评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思想，从而实际上导致了中国的分配方式上的极端平均主义，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毛泽东的经济政策使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真正的无产阶

级”，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平民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阶级”全部打倒，因此，在经济资本的问题上，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极度平均状态。有人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倒退的十年”，但也有人从另一个方面看到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发展的另一方面的影响，梅森认为，一方面文化革命前，中国的土地改革和统购统销制

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另一方面，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从城乡两个完全相异的社会构造里打掉了中国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前出现鲸吞农业剩余的寄生阶层的可能。尤其是文化革命，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工业基础建成之后出现任何权力和经济新贵在制度上合法结合的土壤。农业剩余有了，鲸吞农业剩余的现代化绊脚石式的社会势力不在。正这样的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没有像巴西和印尼一样，被官僚警察军队和经济贵族网织的社会势力鲸吞很大一块，阻碍或打断发展的过程，也没象印度一样，演化的上层势力通过制度沿习完全拥有发展民族工业的珍贵农业剩余，造成社会中穷的极穷，富的极富。永远陷入三流国家而无法发展的陷阱。他认为，中国在社会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已经是个平民阶层主导社会发展的格局。这是个现代化国家的政体，虽然她和西方现代化国家整体的表面构造不一样。印尼，印度和巴西是传统落后国家的政体，虽然她们在表面构造上和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政体相同。中国土地改革到文化革命的洪炉化掉了社会中的传结筋骨，使其在构造成份上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比例。改革开放以前的平民化社会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成果被大多数人共享提供良好基础。

2、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浪潮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发展提供良好机遇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是在20世纪80时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从国内的情况看，一方面，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和发展，政局逐步稳定，党的工作重点

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社会建设，实际上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新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基本形成了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和交通、能源体系等条件，可以满足新增的制造业需要，具备改革后承接大量制造业的条件。在劳动力素质方面，中国早在1978年小学入学率达到96%，中学入学率就达到87％，质量高而且价格低的劳动力队伍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也是印度、印尼等国在那个时代所不具备的。从国际情况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30多年后，在外交上问题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与封锁已经失败，并逐步与中国建立起正常的邦交关系。另一方面，70年代后，世界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使后期工业化国家发展的条件改变了。这个变化的基本特点是：包括股票、期货、汇市在内的金融市场交易量一飞冲天，完全脱离了物质生产的羁绊，世界成为一个大赌场。同时，西方工业国在70年代后期，尤其时90年代后以直接投资方式将

产业资本向新兴国家转移（从70年代前的数十亿美元，增加到七八十年代的数百亿美元，然后到90年代后的数千亿美元），形成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世界贸易从1970年的6000亿美元，增加到80年的38800亿美元，在增加到2004年的185800亿美元）。同时，西方工业国的产业空洞化必然造成全球国际贸易猛增，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迅速工业化的新机会。能否有效利用这个机会，是所有后期工业国的能否实现高速发展的关键。但是，就是西方产业资本外溢并不只给了中国机会，也给了世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但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基础条件更好，也更加充分地抓了这个机遇。如果缺少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国际背景，中国也不能有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

3、中国渐进式改革为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保障

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以后，在我党拨乱反正，并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中国并没有像苏联一样采取比较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坚持

了渐进式的改革。也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照搬美国、欧洲的模式，实行美式民主与自由经济，而是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中国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

主，绝不盲从。

在政治制度上，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中国拒绝照搬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但是，党内越来越民主、政府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宽容却是不争的事实。有美国学者就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用：“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郑永年认为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秩序，从而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改革中出现的反反复复问题。中国拒绝激进改革，选择了渐进改革。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总统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说美国民主已经蜕变成了“1%有、1%治、1%享”。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现远远低于本国人民的期待，也低于中国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这些情况说明西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

在经济制度上，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断纠错，持续渐进;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汲取别人之长，同时也延续自己的传统，特别是通过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还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即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发挥社会主义保证宏

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这使中国避免了像印尼等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瘫痪，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甚至瘫痪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能保持8%的增长速度，使越来越多西方及欧美国家把审视的目光投向中国，研究并借鉴中国发展的政策与方式。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在《中国震撼》发布仪式和研讨会上曾说：“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绝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所以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并告诉他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缅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发后，我就说过，“埃及之春”将演变成“埃

及之冬”，现在这种前景似乎变得日益清晰。”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共产党也不断的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探索。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几代领导集体，为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做出了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

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

大问题，是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虽有遇到困难与挫折，但始终没有偏离正确方向，没有因水深而溺水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