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传记中整理的片段与节选:
物理学定律“错”了吗?
李政道颇有同感地说:“对,因为不管我们假定宇称是否守恒,都同样说明以往的实验 事实。”整整一个夏天,两人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所有的实验结果,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 的看法。
1956年10月,李政道和杨振宁发表了一篇题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的论 文。这篇后来被誉为“战后最激动人心的发现”的论文指出:虽然在所有强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证据是强有力的;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的证据一个也找不到。因此,可以认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定律也许根本就不成立。不过,他们又谨慎地补充:因为目前我们关于奇异粒子的知识仍很缺乏,所以上述论证是不能认真对待的,倒不如把它看做是考查宇称守恒问题的一个推动力。
论文发表后,几乎没人相信他们不同寻常的大胆声明。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理论物 理学家之一泡利在给一位朋友写信时说:“我已准备好了一大笔赌注,我敢打赌实验将获 得对称的结果。”实验学家诺尔曼·拉姆齐对费曼教授说:“我们来做一个实验,看宇称在 衰变中是否不同。你是否愿意以一百元和一元跟我打赌?”费曼教授说:“不,但打五十元 的赌我倒是情愿。”
至此,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已成定论。李、杨的理论告诉人们:科学总是要前进的,每一次的革命都迫使科学界推翻一种盛极一时的理论,以支持一种与之不相容,然而却是更有生命力的理论。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应该提到的是:1928年,美国物理学家考克斯曾在衰变中观察到了宇称不守恒现象,因对宇称守恒定律深信不疑,以为实验出现误差而与重大发现失之交臂;大物理学家朗道的研究生曾写了一篇关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文章,被朗遭斥为“开玩笑”,这位研究生出于对朗道的崇拜而放弃了这一想法。
用于论证:勇于挑战权威等
用用于
用于论证:从基础做起、实践精神、传统与创新、坚持、博采众长等等
②郑成功真是生不逢时。早在17年前,在他还是只有20岁的时候。朱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大军的炮火中降下了帷幕;随着吴三桂投降爱新觉罗氏,满人入关,入主中原,仓促的南明弘光政权,以及随后并起的鲁王、唐王政权,也都旋起旋灭;如今,抗守西南一隅的桂王朝廷亦是幕燕鼎鱼,顷覆在及。而他,既然生为大明遗民,有幸为唐王朱聿键亲赐国姓,自是矢志廓清山河,不惜和清军血战到底的了。这是一段艰辛曲折、可歌可泣的历程。想当初,他焚去儒服,披上战袍,高擎反清复明大旗,统帅有志之士,连榷云,挥汗雨,雄视江东,是何等壮怀激烈!比方说最近四年多来,他就以厦门、金门两岛为根据地,三次誓师北伐;其中,以第三次声势最为浩大,大兵一路进入长江,连克瓜洲、镇江,直捣金凌。“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教天堑授鞭渡,不信中原不信朱。”至今想起,犹令人仰天长啸,血沸神飞。可惜呀,可惜!由于他被空前的大捷冲昏了头脑,误中了金凌城守军的缓兵计,末了,反落得损兵折将,惨败而归。
老天啊,老天!以四海之广,八荒之大,难道就没有我义军更好的出路吗?
④突然,海上狂风大作,洪波如上涌起,俄而,就像神话中仙人骑辟水兽从龙宫越出,远近的海水涮地分开一条大路——该是瞑瞑中有神的力量启示,郑成功在刹那间完成了生命的突围:他决计战略转移,先行跨海东征,收复眼下荷兰人强占的台湾……
⑤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的了。他本人没有来得及吟唱的,山河已经替他镌刻了;时人没有来得及升华的,历史已经替他弘扬了。山不转水转,他以悲壮的战略转移超越了悲壮。这是大义之上的大义,战场之外的战场。它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狭隘视野,是个体生命在错综复杂的国家、民族矛盾面前所爆发出的最强度的璀璨。伟业不一定在顺境。伟业不一定在全过程。尽管,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的第二年,便不幸日落中天,遽然病逝。但他奇迹般地从绝境中把握了未来。他是以大智大勇、大忠大义去撞击时代,从而在华夏民族大一统的版图上,留下了倚天仗剑的永久性造型。
用于论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热爱祖国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终生、逆境与成功等
在中国,钱学森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是科学家,什么是科学精神,那就是对这个世界永远充满好奇与探索,不为自己设置任何禁区。钱学森身后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而只有完整全面地理解钱学森,才能体味他对中国的真正价值。
他所创建和领导的航天事业,让他的祖国能够发射导弹,把卫星送上天,从一个处在冷战时代的落后国家,到迅速拥有了强大防御能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大计来说,钱学森的功绩似乎如何解读都不为过。
他把对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探索和组织指挥“两弹一星”等重大科研工程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由系统工程、系统学、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等理论组成的“系统科学”思想。
钱学森开始审视中医,------此文被视为钱学森对建筑与城市研究的肇始。------钱学森的“系统科学观”总能被应用到不同领域而推出新的理论。比如,他和年轻学者张沁文于1980 年提出了农业系统工程理论,用以分析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钱学森告别恩师冯·卡门,受到美国 的迫害,接受美国移民局的调查,他放弃了美国优厚的物质条件,千方百计地回到了祖国。
可论证:博学多才、兼容并包、热爱祖国、淡泊名利等
丰子恺画了一个在沸腾的汤水里面挣扎的黄鳝,肚子成一个弓形,高高地拱起,黄鳝宁可让它的头烧焦,尾烧烂,但是它要保护肚子,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小生命呀!在丰子恺的画中,能看到动物身上伟大的善良,对弱小生命的爱护,能看到一
个个丰盈灵妙的世界,每一棵小草,每一根杨柳枝,都是那样的有生命、有感觉、有情义,这是古代的一种哲学——“万物有情”,现在很多人都抛弃了这种观念。
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说“上善若水”,道家讲最好的心境就像水一样,水是最高的善,水是最高的境界,水是最不固执的,到哪里就随什么样的形状,到方就是方,到圆就是圆,水是最包容的。丰子恺的艺术像水,他画画的时候,用的笔是毛笔,温厚的味道就出来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关于都市文明的画,他画的大概是上海,人与人之间有一神非常大的距离,本来是隔壁邻居,用了很大的铁栏杆,还是带刺的。丰子恺的画追求温暖的人情,在人心沙漠化的城市文明当中,追求诚挚的心灵沟通,人性的温暖。
可论证:丰子恺的善良、爱惜生命、中国哲学与中国绘画的融合,以柔胜刚等
托尔斯泰传
罗曼·罗兰
一个世纪以前,在大地上火光闪亮的俄罗斯的伟大灵魂,曾经是照耀我们青年时代的最纯洁的光芒。在19世纪末那阴霾浓重的日暮黄昏,它是那抚慰人的星辰,它的目光吸引着、安抚着我们青少年的心灵。很多人认为托尔斯泰远远不止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最好的朋友,是欧洲全部艺术中的唯一的真正的朋友。
托尔斯泰冷静地观察世界,他发出非难战争的呼声:“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在这片繁星点缀的广袤天空下,人们难道不能安适地生活吗?他们在这里怎么会保存着凶狠、仇恨和毁灭同类的情感?人类心中所有恶的东西都应该在与大自然接触时消失掉,这是美与善的最
直接的表现。”------
可论证:托尔斯泰的反战思想
另我们学过的一篇可论证:托尔斯泰的道德救赎、勇于抛弃自身的财富,出身贵族却亲身实践做农民等
在黄河岸边的郑州市,一座占地2106亩、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的校园里,有26000多名学子分别在52个专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这就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民办大学——黄河科技学院。 这座拥有8亿元固定资产的大学,国家从未有过投资。而拥有这一切的院长胡大白,20多年前还是病榻上的废人。
1981年,风华正茂的胡大白是母校郑州大学一名优秀讲师。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从胸闷气短中醒来的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是煤气中毒。她挣扎着要去打开房门时,却碰翻了火炉……滚烫的一大壶开水,使她成了一个重度烫伤面积达30%以上的病人。“我在病床上躺了3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专门读书和思考。”胡大白如今的回忆竟然带着几分眷恋。她说,“一番灵魂的挣扎之后,我想通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找到一个最适合于我能力、又是社会需要的事情做,我就会面对成功。办教育是我的强项,动乱十年的国家需要人才,我的口、脑都没有问题,我能行!”
胡大白的同事们说,身为上亿元资产的拥有者,胡大白十分俭朴,一年四季,总是那几套毫不起眼的服装,如果不是她的气质言行,仅从外表,谁都会以为她是一位普通的城市妇女。“我爱节省,也不太讲究着。”听我夸她身上的开衫好看,胡大白柔柔地笑着说,“这是两件套,我花了200元在街上买的。”
“您平常总是这样安静吗?”
“我喜欢的状态是‘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她说”,“我的静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了充分的思考,才能够在处理具体工作的时候快速反应,高效运作。”看看她桌上厚厚一叠议案、建议,我想,如果没有平日深入一线的走访调研,没有长时间的深入思考,这些东西是不会有的。难能的是,当选人大代表18个年头,她总是如此。
宁静,却成就惊人事业;简洁,却又多彩——这就是胡大白。
可用于论证:身残志坚、做人低调、找准人生定位等
无论是人们熟稔的《围城》,还是近乎天书的《管锥编》,都惊讶了世人,折服了学界。《管锥编》单是书证就数万条,引述涉及四千位作家上万种著作。世人惊叹“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
然而他却又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照例埋头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图书馆内很多冷僻线装书的借书单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即使是身处困境,他也只是默默地埋头书本。“文革”时他被送去干校劳动改造,能看的只有寥寥几本书,但只要抱起书本来,就能兴致盎然。第一批“大赦”回京的名单中,没有钱钟书,也没有杨绛。他们夫妻二人平静地走回窝棚,杨先生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先生歪着脑袋认真的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他一生淡泊,未曾想过要轰轰烈烈。但也正是这种“寂静”中,他书写了后人无法想象也难以企及的波澜壮阔。我们往往只惊叹他“这个脑袋是怎么长的”,却总是忘了去关注他两耳不闻喧嚣事的用心苦读,以及恪守完整人格的刚毅坚卓。
可论证:学识广博、热爱读书、淡泊名利等
德兰姆姆:德兰修女,又译为特雷莎修女,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摘编自华姿《德兰修女传》)
如果一个病人需要安慰,姆姆可以长时间抱着他,不说一句话,直到他安宁为止。有一回,一位身份显赫的牧师来探望她,她正坐在一个垂危的病人身边,握着他的手,为他唱歌,为了安慰这个即将死去的病人,姆姆让那个远道而来的牧师等了一个小时。姆姆说:“爱不是赞助,而是要伸出你的手——我们的手何其温暖。”
身经百战的美国战地记者哈普来到加尔各答采访姆姆,姆姆正照料一个垂危病人。看到哈普,她行了一个礼,说:“我没有时间说话,先生。”哈普说:“你不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您的工作吗?”姆姆停下手里的活,对哈普说:“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去报道那些穷人吧。你只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心观察,就会发现穷人有多可爱、多伟大。”说完,姆姆朝另一个病人走去。这人腰上有一个很大的伤口,已经溃烂得生了蛆,病人突然呕吐起来,散发着强烈异味的的呕吐物喷在哈普脚上。哈普本能地挪开脚,惊恐得快晕过去了。他见过很多可怕场面,今天比那些硝烟弥漫的战场似乎更可怕。
很多人对姆姆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穷人——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甚至亿万计,你救得完吗?你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姆姆说:“如果我不从街上救回第一个人,也就不会救回数亿万计的人,爱得从一个人开始。”姆姆选择为最卑微的穷人服务,拒绝使这种服务制度化、设施化。多年来,姆姆从不添置治疗方面的任何设备,姆姆认为:有了设施,就必然对病人作出选择,那些最有希望痊愈的病人,就会成为医院首选。在临终关怀院里,很多病人被多次收留,每一个再次被收留的人,修女们都以同样的热情、同情和耐心服侍他
们。虽然一直以来,都有人对姆姆的工作方式提出异议,甚至批评,但姆姆不为所动,她认为:现代人迷失在制度、设施里已经很深很深了。
德兰姆姆最可敬地方在于:始终坚信穷人是有尊严的,并且付出一生的艰苦努力,在穷人凄惨卑微的外壳内,寻找和发现他们的尊严。姆姆说:“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怀抱大爱去做些小事。”举世公认她是穷人之母。
可论证:爱心、尊重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心灵关怀最重要等
杰克·伦敦的悲剧(有改动)
①杰克·伦敦(1876--1916)是美国近代著名作家。他和马克·吐温①,也许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两个美国作家了。然而,同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两个人的结局却大不一样。马克·吐温以七十五岁高龄病死在写作岗位上,实践了他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的信念。杰克·伦敦却在四十岁壮年之时,吞服了大量吗啡,在自己豪华的大牧场中结束了一生。
②杰克·伦敦的童年是很不幸的。他是一个在旧金山出生的私生子,生父是一个占卜者。后来,母亲嫁给已经有十一个孩子的约翰·伦敦,继父的境况也不好。杰克·伦敦的童年在穷苦的日子中度过。十一岁他就外出打零工谋生,十四岁到一家罐头厂做工,每天工作十小时,得到一元钱,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干了不多久,这个十四岁刚出头的孩子借了一些钱,买了一条小船,参加到偷袭私人牡蛎场的队伍中,希望用这种手段来改善穷困的处境。偷袭中他被渔场巡逻队抓获,被罚做苦工。不久,他放弃了“牡蛎海盗”的营生,当水手去远东。航海生涯,增长了见识,扩大了眼界,遍地的贫困、剥削和暴力,深深地印入杰克•伦敦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心灵中。
⑤一条条的路走不通,一件件的事碰壁。杰克·伦敦萌发了写作的愿望。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有满腔的对穷苦人的同情,在二十三岁(1899年)时,他的第一篇小说《给猎人》发表了,二十四岁时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狼之子》。在这些作品里,淘金工人的生活是杰克·伦敦心爱的题材。
⑥杰克·伦敦的思想是混杂的。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读过黑格尔、斯宾塞、达尔文和尼采的著作。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到他向资本主义社会挑战的脉搏。1907年(时年三十一岁)写的《铁蹄》,指出美国资本主义有向极权主义转变的可能性,还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消灭作了有预见性的警告。我国已经有译本的《马丁•伊登》(1909年),是杰克·伦敦的代表作。这本带有自传性的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无情,对人性的蹂躏、对正义的践踏。主人公伊登依靠个人奋斗成了名,但是成名之后得到的不是欢乐,而是可怕的空虚,结果以自杀了结一生。七年后,它的作者杰克·伦敦真正走上了马丁·伊登的道路。
⑦极端的个人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把杰克·伦敦带进了一个矛盾的精神世界,使他青年时期具有的向资本主义社会挑战的叛逆者的性格,逐渐消褪,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⑧1911年,他公开声明,他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钱。他在成名之后,得到很多的钱。他认为他有权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他曾经用一大笔钱建造一条命名为“斯纳克”(一种想象中的恶兽)的游船;1913年用了十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钱财)以近四年时间建造一所名叫“娘居”的别墅,在落成后即将迁居的时候,忽然起火焚毁。这位已经跻身上流社会的大作家,看了看价值十万美元的废墟,摆了摆手,宣布将另建一个庄园。这时的杰克·伦敦已经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拜金主义泥淖,为了得到更多的钱,粗制滥造,写出一些完全背离自己信念的低劣之作。他在1911年时还说过:“我如果自己能够作出选择的话,除
了写一篇说明我对资产阶级世界是多么鄙视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外,我什么也不会下笔。”可是在1916年1月,他公开声明脱离自己曾经积极参与活动的美国社会党。
⑨这位曾经饱尝人世艰辛,也曾经用自己的笔为社会底层的不幸者呼喊过的作家,随着他的成名和发财,沉沦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深渊。1916年11月22日,杰克·伦敦用自杀结束了四十年的一生,留下了鱼龙混杂的四十九部著作。
【注】①马克·吐温(1835—1910),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幽默大师、著名演说家。他出身贫苦,上学时就不得不打工,做过印刷所学徒,送报人和排字工,后来又在密西西比河上当水手和舵手。
可论证:艰苦奋斗、书籍的影响、人生的蜕变、极端个人主义等
如果只举一位恩师?——吴大猷。
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答案。1945年春天,太阳旗还没有在神州大地倒下,日寇困兽犹斗,铤而走险,贵阳告急,内迁到那儿的浙大濒于瘫痪。该校物理系一年级学生、19岁的李政道转而投奔昆明西南联大,经吴大猷帮忙,插班读物理系二年级。一年后,又是经吴大猷的举荐,李政道被破格保送到美国深造。
而我的答案却是——束星北。
李政道进浙大,本来选择的是电机系,是束星北发现了他的数理天才,建议他改读物理系。因是之故,1972年,李政道赴美后首次重返故国,写信给束星北,说:“先生当年……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
之益。”
如果只举一件礼品?——手稿。
1956年夏,李政道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做访问学者,那时,他正埋头研究宇称不守恒的问题,为此而做了大量的演算。演算的过程,也就是草稿,统统扔进了废纸篓。实验室有位有心人,他将李政道扔弃的草稿一一捡起来,保管好。1957年,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君就将他保存的李政道手稿赠给了美国物理学会,其中有一张,后来被采用为《今日物理》杂志的封面。
2006年6月,李政道把《今日物理》封面采用的那份手稿的复印件,以及他近期有关中微子研究的手稿,也是复印件,镶在了镜框里,郑重送给温家宝总理。
这大概是温总理收到的最宝贵的礼物之一了。事后,他对别人说,这两份手稿,“代表着一位物理学家一生奋斗不息的精神。不管是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还是从事实验物理研究,没有这种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不了才。”
如果只举一句名言?
——“一个人想做点事业,非得走自己的路。能否开创新路子,最关键的是你会不会自己提出问题,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就是迈开了创新的第一步。”
可论证:选准专业方向、爱国、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等
我的徐州老乡、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曾把自己称为“苦学派”,穷一生的苦学来感悟中国传统绘画的玄机,来描摹大干世界的神奇,来领略西方艺术的真谛,尽一生的实践“用
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最终成就中国二十世纪别具一格、别具神韵的李家山水,成为画史留名的一代宗师。
有趣的是,钱穆先生也被学界称为“苦学派”,钱先生虽然没有像可染先生那样临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但他的苦学似乎更贴切更苦涩。他幼时在乡村的油灯前面壁苦读。他以中学肄业的学历,逐步攀登中学、大学的讲坛,直至登上中国学术、世界讲坛的最高阶梯,那份苦心、苦功、苦情,凡人能知;他于陋室之中苦思、苦想、苦恋,甚至经常为没有资料可查、没有书籍可读而苦恼,那份煎熬几人能晓。难得的是,先生从苦中读出了乐,读出了志,读出了字字珠玑。
钱穆一生执着于中国历史文化,为弘扬中华文化殚精竭虑。他始终坚定地认为,民族复兴、国运昌盛、社会和谐、人民乐业,必须依靠传统文化的力量,必须依靠民族精神的引导,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这种认识,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理论,不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东西,留在大陆接受这种理论的改造,必然要放弃先前的追求和主张,必然要放弃所持的民族文化立场,这是他不愿面对和接受的。白璧微瑕,大师认识上的局限与直白,让我们看到了他率真的一面,为我们消解遗憾找到了理由,也为我们解读他为何在大陆解放的前夜,而客居香港办学,最后客死台湾,找到了由头。
晚年的钱穆在怀旧与展望的时空里踽踽前行。和他同居一岛的余光中先生,早年以《乡愁》一诗名播海内外,他的“乡愁”在煎熬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有了登上大陆化解离愁的机会。而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之于钱穆先生,却只能梦里神游,魂里飞渡,乡愁至死未曾消融。他在《八十忆双亲》里,情真意笃,尽情怀恋和追忆早年时光;他在《丙寅新春看时局》等文章里,情系大陆,为两岸和平统一助威呐喊;他在最后完成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里,用毕生体悟,对“天人合一”提出新解,认为“天人合
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认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1990年8月30日,钱穆带着对故乡的依恋,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在台北无疾而终,享年96岁。1992年1月9日,钱穆的灵骨越过海峡,安葬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苏州。
钱穆走了,他一生以历史人物为主要研究和著述对象,他最终也走进了这个不朽的队列里。他用一千多万个汉字为中国文化划出了一道羌丽的钱氏弧线,一步一步地到达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峰顶,他是继朱子之后,又一位可以跨越时代、可以名垂思想文化史河的集大成者。
历史是生活的老师,文化是生活的情人。在这个世界上,人跳不出历史,更离不开文化。长寿的即使如同钱穆,也终究要沉睡于地下,但沉睡的意义有所不同,有的化作一把黄土,从此无声无息;有的则结成思想和精神的颗粒,在岁月的留痕上,镌刻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一次次觉醒。
2005年我专程来到苏州吴县西山俞家渡,拜谒钱穆先生的墓地。在西南太湖的这片浩淼烟波里,那块风景秀丽的石坡地成为钱穆先生魂归大陆的最后归宿。站在写有“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的墓碑前,千言万语竞不知从何说起。那就对钱先生的坟冢深深地叩个头吧,在我弯下身子的一刹那,我看到,那条从坟冢曼延开去的小路,宛如一条铺满鲜花的神道,从二十世纪一直通向先秦诸子。
(取材于胡正良《钱穆——一个历史世纪的文化背影》)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最有名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本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及其广泛,他的著作设计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竞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就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广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苦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的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变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
“失败英雄”梁从诫 汪永晨
梁从诫先生领导创建了国内首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自1993年成立以来,
“自然之友”开展了许许多多环保方面的重大行动。我曾亲耳听过梁先生的这句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可以说是屡战屡败但也都是屡败屡战。当时,梁先生说,如果说我从祖父和父母[注]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学校开展爱鸟活动的一所农村小学。那所学校的学生和老师用绘画、唱歌、跳舞等形式,在田间河边开展课外活动,表达人类对小鸟的热爱。那次,年近70岁的梁先生在小学参加农村孩子的爱鸟活动,那活泼劲儿和孩子们不分高低。这些年来,梁先生的演讲,直接、间接的听众不知有没有人统计过;坐在台下、课堂上听梁先生讲课,最多一次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可最少的一次有多少,梁先生亲口告诉过我,5个。那是在某国家机关。我问梁先生,那你讲了吗?他告诉我,当然不能放弃,我还像是下面坐着成千上万的听众那样给那5个人讲了中国民间组织的环保历程。梁先生告诉他们: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不参与、不支持、不关注环境保护,仅靠政府和专家,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把环境治理好的。
可论证:屡败屡战的韧性、践实环保、社会责任感等
“力学之父”钱伟长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在苏州中学求学之时,钱伟长的父亲病逝,本来就家境贫寒的他,只能靠叔父(钱穆,著名学者)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因此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特别刻苦。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之外,每天晚上学
校熄灯以后,他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钱伟长此后伴随一生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1931年,钱伟长考入清华大学,原本是要学习历史或者文学,因为这两科他的考分都是满分。钱伟长入学清华大学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面对这些学生,系主任吴有训十分为难。
物理只考了5分的钱伟长也在其中。晚年他回忆,当自己从广播中听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是因为中国没有飞机大炮,打也是失败的论调时,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学物理系,要造飞机大炮。
这个没有难倒钱伟长。刻苦学习本来就是他的习惯,从清华大学毕业时,钱伟长已经成为物理系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吴有训也非常器重他,还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为了国家的需要是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原因,也是他留洋求学的初衷。1940年1月,他考取了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出发前,四叔钱穆特地从苏州赶到上海,为他送行,钱伟长告诉钱穆,出国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和钱伟长一起出国留学的学生,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钱伟长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在甲板上都立下誓言,凡是每人出去所学的那门学科,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去留学了。
为国家学习的动力激励着钱伟长,入校第一天他就定下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因为他和导师辛吉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立即合作,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篇论文被收录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六十岁祝
寿文集里。那部文集里,也收录了爱因斯坦的论文,钱伟长一举成名。
两年后,取得博士学位的钱伟长受冯·卡门邀请,到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又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试验。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优越。
不过,当钱伟长听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立即决定回国。1946年,钱伟长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机械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其他三所大学里兼职任教,几乎包下了这些学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程。
那个时候,教师的日子非常清苦,生下两个孩子之后,钱伟长不得不靠向同事借钱度日。1948年,他一度在当时尚未回国的钱学森的建议下萌生了举家移居美国的念头,他工作过的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一直期望他回去。最终,钱伟长没有离开。
之后一直到1949年的岁月里,钱伟长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日后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科学的领军人物。钱伟长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便发端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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