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窦娥“反抗精神”的再认识

对窦娥“反抗精神”的再认识

作者：曹俊磊

来源：《中学语文·教师版》2008年第05期

课文《窦娥冤》（人教版第四册）的课后练习第一题：“课文在表现窦娥反抗精神的同时，是怎样表现窦娥的心地善良的？”第二题说“课文写窦娥临刑前发出三桩誓愿，她的冤屈和抗争感天动地”，《教师用书》进一步明确了“反抗精神”的说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也说“这部作品热情讴歌了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英勇坚强的反抗精神”，其他选本亦多持此说。然而笔者以为，给窦娥贴上“反抗精神”的标签无疑是用传统世俗的社会政治学思维解读文学作品的沿袭，是对窦娥这一人物形象的拔高和误解。

说窦娥有“反抗精神”者均以其反对婆婆将自己许给张驴儿，她跟张驴儿的正面冲突（第一折“张驴儿做扯正旦拜科，正旦推跌科”）及“临刑前三桩誓愿”（第三折）为例证。对此，我们不妨试分析之。

第一折蔡婆婆被张驴儿父子搭救，在这对恶棍父子的威逼下将自己和窦娥分别许给他们，并领着他们住进家里。对此窦娥坚决反对，甚至讽刺、斥责婆婆：“婆婆也，你岂不知羞！”表面看来中间似乎确实透露出窦娥的“反抗精神”，但细细研读文本不难发现：窦娥所谓的“反抗”并不是基于对张驴儿父子卑劣行径和罪恶目的的深刻认识，而是更多地建立在践行“好女不嫁二夫”（第二折中窦娥有“我一马难将两鞍鞴”语，第四折其父窦天章有“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语）这一封建思想的基础之上。她的“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等唱词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自然也可视为关汉卿“女性贞洁”之观念在作品中的映射，也是他对同时代女性的基本要求。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也不必对其求全责备，毕竟他通过作品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更可贵的是显示了作者对封建时代女性命运的关注。

由全剧高潮部分（第三折）中窦娥怒斥天地、许下三桩誓愿而推论窦娥有反抗精神，也是难以站住脚的。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委实饱含了窦娥的无比激愤与强烈指责，但它只标志着窦娥对“天地”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标志着窦娥个体意识的觉醒。当初张驴儿误毒死自己的父亲，要挟窦娥顺从自己“私了”时，窦娥坚决不从，她说“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可见她此时已将“天地”作为“实施公正”和“监督公平”的代名词，甚至“天地”是她最高级的信仰和全部的宗教。她原本单纯地认为，官府明镜高悬自是说理的地方，自能明辨是非，然而当自己空遭千般拷打、皮开肉绽，最终因担心婆婆受罪而违心招认，糊里糊涂地被推上刑场之时，她对天地的崇拜才得以颠覆和瓦解，对社会“向善”的认知才得以彻底否定和坍塌，进而陷入绝望状态。司马迁《屈原列传》“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可作为窦娥之所以出现上述行为表现的最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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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此时窦娥的心理已处于极度“癫狂”状态，“痛不能定”、“冤无以诉”，所以才会有对“人”这一社会个体的哲学本源——“天地”的哭诉，才会有“三桩誓愿”的出现。

至于“三桩誓愿”，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昭示窦娥的冤枉，而恰恰并不是在体现她的“反抗精神”！

窦娥何罪？她三岁丧母，母爱缺失，与父亲相依为命，家里一贫如洗。后父亲因应考欠钱，七岁便定为蔡婆婆家童养媳，十七岁结婚，可惜不久丈夫死去。守寡三年后，张驴儿父子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窦娥的生活，进而一步步将她推向绝路——窦娥命苦；在法庭上，她为避免婆婆遭罪而只身招罪，去法场的路上，她为避免婆婆见到伤心而绕行后街——窦娥善良孝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朴实本分、善良孝顺、对生活要求极低的女性偏偏结局悲惨，“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谈何公正？所以，“冤”是该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恒定指向，自然也是我们反向解读作品的唯一合理的入口。窦娥太冤，故欲昭示世人，许愿前的“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以及每桩誓愿前的“若窦娥委实冤枉”等唱词足以证之。

以文学创作论观之，“三桩誓愿”的生成源于作者对“东海孝妇”和“邹衍故事”的化用，从中也容易窥视出作者的主观意愿——借“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等非常之象为窦娥鸣冤！

“三桩誓愿”是作者对在社会黑暗势力重压下而无力反抗的窦娥典型的浪漫主义处理；是对当时社会权豪势要、贪官污吏、豪强恶棍欺压善良，迫害无辜，劫夺良女的有力控诉；是将窦娥这一“美好的东西”在作品中“毁灭”给观众看，以完成对“悲剧”实质内涵的精彩诠释。“三桩誓愿”宛如三幅悲壮而冷峻的唯美画卷，那嵌在画卷中的窦娥连同那被热血染红的绸子（白练）和从天而降纷纷扬扬的雪花永远地定格在读者的脑海里，并始终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苍凉凄清的气息……

综上所述，我们不必将窦娥附上“反抗精神”，更不必将之环绕在“英雄主义”的光环之下，而应除去陈旧的观念，把她还原为一位鲜活、普通而又不乏可爱的古代女性形象。这样才能接近本真，这也正是近距离接触文本、与作家作品深层次对话得出的可靠结论，也是我们研读一切文本应持有的基本态度。

[作者通联：河南永城市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