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2)

为什么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2）

为什么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2)

苏轼、米芾、蔡襄、黄庭坚的书法打破了以往一味讲求法度的格局，具有鲜明的文人个性。

宋代科技也很发达，沈括博学多闻，对天文、地理、典制、律历、音乐、医药等无所不通，所着《梦溪笔谈》被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北宋另一位大科学家是苏颂，他对中国的天文学和医学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宋代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普遍使用，故宋代图书的撰著和流通均大大超越前代。翻开任何一部古籍目录，都不难发现，无论经史子集，一至宋代就陡然增多，宋人著作流传至今者有五千余种。正如《宋史·艺文志序》所说，当时“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宋代文学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的特色，王国维在《宋元戏剧史序》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别树一帜，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于唐诗的风貌。从南宋起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存在的唐宋诗之争，说明宋诗取得了可与唐诗抗衡的地位。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文的国度。宋文数量很大，《全宋文》现已出齐，全书共360册，8345卷；含宋文作者9178人，收宋文178292,字数达一亿一千多万字，是《全唐文》的十一倍，是先秦至宋以前文章总和的七倍。宋文诸体渐备，旧有文体有了新的变化，并出现了不少新兴文体，如诗话、词话、笔记、日记、楹联、话本小说、杂剧和南戏等。宋文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宋居其六就是明证。如果说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特色，那么宋文则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的成就。

宋代艺术的各个领域颇富创新精神，书法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蔡襄，一说蔡京）四大家。绘画有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画湖州画派。宋人对音乐也有深入研究。范镇在音律问题上曾同司马光反复争论，仅《与司马温公论乐书》就多达十四篇。徽宗专设大晟乐府，使词从民间和文人词取得国家乐府的正式地位，影响甚大。随着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戏曲艺术也很繁荣。北宋京城开封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在开封城内，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上自皇帝近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喜观看杂剧，一台《目连救母》，连演七十八日，观者如堵。北宋灭亡后，部分艺人被掳北去，部分艺人流落到江南，杭州的勾栏瓦肆更是鳞次栉比，规模数量都远远超过开封。一些戏剧史说宋代只有宫廷演出的记载，没有民间演出的记载。而南宋周南的《刘先生传》生动反映了当时街头演出的盛况，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南宋戏剧史料:演员共五人，三男二女，演出场所皆为市人会聚之地；演出带有娱乐性(“资旁观者笑”)、营业性(“自一钱以上皆取”)，这与今天民间艺人的街头演出很相似。

二、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

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是分不开的。太宗组织文臣校订经史群书，如《五经疏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并编纂新书，北宋编有四部大书，这就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收稗官野史、小说笔记多达四百七十五种，很多书早已失传、残缺，赖此书得以保存，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小说史的重要资料。《文苑英华》上续《文选》，广收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诗文，张说、李商隐等的很多诗文均赖此书保存，是清人编《全唐诗》、《全唐文》的重要资料来源。《太平御览》引书更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保存了大量古籍佚文。

今天我们读到的宋以前的总集、别集多含有宋人的收集整理、校勘笺注之功。宋人最推崇的前代总集一为《诗经》、二为《楚辞》、三为《文选》。《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

歌总集，被尊为六经之一。欧阳修、苏辙、范处义、王质、朱熹、吕祖谦、杨简、魏了翁等都有论《诗》注《诗》专著。宋以前奉毛传、郑笺、孔疏为神明，宋代兴起疑古思潮，认为《诗序》“不足信”，朱熹《诗集传》不录《诗序》，自行探究《诗经》各篇之义，成为《诗经》学集大成之作。汉儒解《诗》多附会道德化意义，宋儒多以人情说解《诗》。欧阳修说:“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之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遽失本义。”以人情说解释《六经》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

宋人特别推崇《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在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之后，唐代没有出现过重要的《楚辞》注本。而宋代的《楚辞》注本不亚于《诗》注，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之类。唐人有时对屈原的自沉汨罗似不理解，如白居易谓“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宋人却对屈原深表崇敬，苏轼的《屈原塔》诗颇能代表宋人对屈原的看法:“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苏轼还有《屈原庙赋》对屈原之死也深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