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14岁时应举及第，当了一名朝散郎，沛王召为修撰，但不久就被唐高宗贬黜了。于是王勃便漫游蜀中，一度任虢州参军，又犯了死罪，幸而遇赦，但官职还是丢掉了。他的父亲受他牵累，贬为交趾令。他渡海省亲，不幸溺水而死。年仅25岁。 注释:

1． 少府：官名，即县尉，掌管一县的治安和军事。之：去，往。之任：去就任。蜀川：泛指蜀地。

2． 阙：古代宫门两旁的望楼。城阙：这里指长安。辅三秦：以三秦为辅，即在三秦的拱卫下。三秦：指古代秦国的地域，在今陕西一带。秦朝灭亡后，项羽将秦故地分为雍、塞、翟三国，后世遂称这一带为三秦。

3． 五津：蜀中的长江自湔堰至健为一段有五个渡口，即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合称为五津。

4． 宦游：为了做官而远游四方。

5． 比：古代五家相连为比。比邻：近邻。这两句化用了曹植《赠白马王彪》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6． 无为：不要，不用。歧路：岔路，指分手的地方。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在长安的时候写的。“少府”，是唐代对县尉的通称。这位姓杜的少府将到四川去上任，王勃在长安相送，临别时赠给他这首诗。这是王勃的一首赠别名作,它和一般送别诗充满伤感情调迥然不同,有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诗中第五六两句更使友情升华到一种更高的美学境界.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开头两句分别点出送别的地点和行人的去向。“城阙”，指京城长安，阙是宫门两边的望楼。“三秦”，泛指长安附近。项羽破秦后，把秦国原来的地盘分为雍、塞、翟三国，封秦朝的三个降将为王，称为“三秦”。“城阙辅三秦”，是说京城长安周围有三秦夹辅着。“五津”，是杜少府要去的地方。四川的岷江从灌县到犍为这一段有白华津、万里津等五个渡口，称“五津”。长安是诗人和杜少府分手的地方，城郭宫阙，气象雄伟，历历在目。杜少府离开这里，自然是恋恋不舍。而将去的蜀州呢？千里迢迢，风烟渺渺，极目望去不免产生几分惆怅。这两句通过一近一远两处景物的对照，衬托出行者、送行者双方依依惜别的感情。

这位姓杜的朋友在京城得到县尉这样一个小官，长途跋涉到蜀州去上任，恐怕是一个很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王勃自己游宦在外，也不怎么得意。当他们走出都城，远望五津的时候，彼此的感情很自然地会沟通在一起。“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这两句诗把两人之间感情的共鸣写了出来。这两句的大意是：我和你都是离乡远游以求仕宦的人，你去蜀州，我留长安，去和留虽有不同，但此刻的惜别之意却是一样的啊！这两句表现的感情很真挚，态度很诚恳，一种体贴关注的语气，从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是很动人的。

五六句忽然将笔锋一转，转而去宽慰那即将远行的友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思是说：我们分手之后，虽然天各一方，但是不必悲伤。海内有知心的朋友，即使远隔天涯，也像是近邻一样。最后两句就此再推进一层说：“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意思是，不要在分手的岐路上因离别而悲伤，就像那些青年男女一样地别泪沾巾。以上四句是从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脱化出来的。曹植在和他的弟弟曹彪分离时写道：“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又说：“忧思成疾，无乃儿女仁！”但王勃的诗更凝练、更鲜明。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长期以来脍炙人口的诗篇，特别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至今还常被人们引用。这首诗写得乐观开朗，没有一般赠别诗常有的那种哀伤和悱恻。

李煜，即史上所谓的南唐后主。世人，特别是作家、学者们多称其为李后主。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煜继位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因李煜性格软弱和囿于形势，故其继位以来依然对宋称臣纳贡，苟安于江南一隅。 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李煜北上，他均辞病不去。于是，第二年宋挥师南下，长驱直入，围攻金陵，李煜被迫肉袒出降。随后，李煜被解汴京（今河南开封），受封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 宋太宗即位，进封他为陇西郡公。

亡国之君李煜得封，看似风光略逊，实则囚徒一般。

后来，据宋人王铚《默记》所载可知，他因“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作，而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被宋太宗以牵机药毒杀（牵机药一谓马钱子，服后破坏中枢神经系统，全身抽搐，头脚团缩，状极痛苦）。

李煜作为皇帝，实在难称贤明君主。这，我们可从欧阳修《南唐世家》中得到佐证：“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

但李煜作为文人，却堪当大方词家。他的词大体以南唐灭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写宫廷逸乐，风情绮丽；后期词则多是伤怀故国，风格沉郁。 上阕起句“无言独上西楼”六字，即已摄尽凄婉之神。

“无言”，是心头如堵，思绪似麻，无话可说；也是身陷深院，孤家寡人，无人对语。如此看来，作者想说，却无从说起；词人有话，却无处倾诉——精神的抑郁，找不到排遣的缺口，便越发折磨心灵！

李煜独上西楼，可见寂寞：昔日的前呼后拥，早已风光不再；今天的孑然一身，更是好不凄凉！“独”字，既写到了形体上的单一，又表现了感觉上的落魄。这里的“独上西楼”，当然不是柳宗元“独钓寒江”的心性超脱，而是江山破碎、奢华烟灭、形神伤痛后的聊以自慰——凭栏望乡，或可揣起些许旧景余温，或可抛开点滴当前清冷。 可是，他上得楼来，抬头望天，天上一弯月牙如钩：“月”既“如钩”，则不能朗照，秋夜只有晦暗，深院自然阴沉。孤人，偏见瘦月，怎不又生景残、事缺、国破、人别诸多伤感？ 这就使词人越发深切感受到庭院的寂寞，和笼罩院中的凄凉秋意。他甚至觉得，这清冷的秋意，好像是被关闭着的院门锁在院中似的。

眼前景，即胸中情。“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一个“锁”字，下得好重，使人不由得想起枷锁、镣铐！“锁”既突出满院秋意之“死”，也巧妙透出当时词人之“思”——秋意被锁，不正是自己遭禁？如此，真是囚人之臆，方出囚人之语。

而词中“梧桐”意象，也格外渲染出一片沉重的忧愁。梧桐属阔叶树种，在晦暗的秋夜，显现的当是团团黑影，这正给人一种压抑、郁闷之感。另外，从文学意蕴的角度看，梧桐多用来表现苦恨情愁。例如：“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温庭筠《更漏子》），“依约相思碎语，夜凉桐叶声声”（陆甫之《清平乐》），“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张炎《清平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等等，表现的都是“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吴文英《唐多令》）般的悲伤情绪、忧怆境界。试想，秋桐摇风，露叶匝地，该勾起多少离人绵绵心痛！

总之，上阕将人情与物态相融，情著其景，景显其情，构建出一片幽闭深沉的意境。 下阕“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紧承“锁”之愁思而来，将愁绪比为无形的乱丝，细致入微地描写出“离愁”如麻，裹缚全身，不可超脱的情状。

若说麻还可来个“快刀斩乱麻”的话，而纷乱的心绪却“剪不断，理还乱”。“剪不断，理还乱”这两简单明了的比喻，深得“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销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这一比兴手法之妙，还更胜一筹。它不仅把牵肠挂肚、纠缠不去、使人不胜烦忧的离愁写得淋漓酣畅，而且水到渠成引出结句：“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明人沈际飞评结句云：“七情所致，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别是’句妙。”清人王闿运在《湘绮楼词选》中也说：“词之妙处，亦别是一般滋味。” 结句妙就妙在情真而难以言明上。“愁”是什么滋味，很难说出。之所以难，大概除了其形而上之外，便是其繁而杂。“深尝者”在苦大愁深中，自然难觅头绪、莫辨滋味而难以说破。李煜取我们平常只能说的“很不是味儿”之语，加以直白表达，真是随意拈来，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词人以纯乎白描的手法来抒写愁苦的生活感受，用贴切的比喻来抒写抽象的思想感情，构成了画笔所不能到的意境。另外，词人以“相见欢”这一词调所特有的句式，即急促的短句与舒缓的长句交织，表达出了一种似断还续、如叹如诉的音韵之美。

赏析一:

山是高耸的，塔是高耸的，山顶上的塔更是高高耸立的。飞来峰和它上面的宝塔总共多高？不知道。诗人只告诉我们，单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诗人还讲了一个传说：站在塔上，鸡鸣五更天就可以看见海上日出。请想想飞来峰那高耸云天的气势吧！

宝塔虽高，却不是高不可上。转眼间，诗人已登上塔顶，世界万物，尽收眼底，那游荡的云片再也挡不住视线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乍听起来，是在谈论观赏风光的体会；可一寻味，便会从中领悟到一条人生哲理：在社会生活和思想修养方面，不也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吗？！在诗人，这是雄心勃勃的自勉；对读者，这是引人向上的启示。

赏析二: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诗人和散文大师。他在北宋文坛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诗继承了杜甫、韩愈的传统，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独创性，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飞来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现在的浙江宁波)做知县，任满以后回江西临川故乡，路过杭州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这一年王安石三十岁。

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八尺是一寻，千寻塔是极言塔高。第二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的“闻说”，就是“听说”。作者说：我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见太阳升起。第三、四句写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不怕浮云把视线遮住。 “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缘”，当“因为”、“由于”讲。我们不要小看这首登高游览的小诗，它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今天我们还把太阳比革命领袖，把阳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辉煌胜利。在北宋仁宗时候，国家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了。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

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

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作者介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

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