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第４０卷第４期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Ｖｏ１．４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２年７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ｕ１．２０１２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天　）吴　漫　受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　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　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间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　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突　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关键词：明代后期；宋史；纪传体；通鉴；纪事本末体；宋人传记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９１（２０１２）０４—０１３８—０７　有明一代，受社会政治、民族关系以及学术思潮衍变的影响，宋史研究空前高涨，先后产生了１２３种宋　史著述（现存６２种）。从这些著述产生和刊刻的时间来看，洪武至正德时期是明代宋史研究的滥觞与发展　期，嘉靖至明亡时期则是明代宋史研究的繁荣与终结期。就后一时期而言，此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　统治基础动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资治的修史目的尤为突出。其学者认为：“回　视宋元，世代不远，人睛物态，大都相类。《书》日：‘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宋元固今之夏　殷也，所宜为监者”，撰述宋史可以“征往而训来，考世而定治”［１］（卷首《义例》）。反映出宋史学者适应时代需要　的经世致用思想。除了社会现实等外在因素的刺激，从史学自身的发展而言，此期宋史研究的日渐繁荣亦　与学者们对前期尚未出现令人满意的宋史著述有关。内忧外患的刺激、经世意识的激励以及史学使命的促　动，使得此期间的宋史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迈前期，取得了突出成绩。细言之，代表性著　述中纪传体者有王洙的《宋史质》和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编年体“通鉴”类著作有薛应旃《宋元通鉴》和王　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两书将宋代历史和元代历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是首次以编年体撰著宋代历史的　史著，堪称明代宋史研究的新现象。此外，关于宋代人物的传记也大量涌现。这些史著大都注重探讨宋朝治　乱得失的历史原因，能够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反思，反映出明代学者思想的活跃以及黜虚征实的思　想倾向。万历以降，又出现了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王惟俭的《宋史记》、钱士升的《南宋书》等史著，在体　例、内容和思想上，都是对宋史研究的再一次补充和总结。总之，嘉靖以后产生的宋史著述不但进一步丰富了　宋史研究的成果，而且弥补了前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呈现出繁盛的气象。这种繁荣气象一直持续至明末。　一、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　自嘉靖年间始，私家修史之风日炽。鉴于明廷政治的波动以及民族矛盾的加深，宋朝政治的得失兴衰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２９　作者简介：吴漫，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宋史撰述的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批号０７ＣＺＳ００４）阶段性　成果之一。　第４期　吴漫：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１３９　引起了明代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希望从宋代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助解决现实问题，遂掀起了一股研　治宋史的风潮。这种治史风气的出现以当时明廷相关的修史活动为背景。　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年），世宗命大学士李时等重修《宋史》［２］（卷１８７，“嘉靖十五年五月”条）。南京吏部尚书严　嵩因贺万寿节前往京师，“辅臣请留（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不久，夏言擢升内阁首辅，严　嵩接替夏言任礼部尚书，修宋史一事遂无疾告终【３］（卷３ｏ８《严嵩传》）。其时秦鸣夏等人亦曾“被诏，看详是书。　因循岁月，寻复罢去，缺焉未睹成绩”［４］（卷首秦鸣夏《史质序》）。明廷的态度以及官方重修宋史的中辍，于无形　中诱启了众多学者投入重修活动，热情高涨，使得宋史研究Ｅｔ趋繁荣。　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王洙改编元修《宋史》，成纪传体《宋史质１１００卷，于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年）刊　行于世。王洙，字崇教，号一江，临海（今属浙江）人。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郎，有文名，　而治史尤为推崇司马迁。是书特点在于以宋为正统，事入《正纪》，帝称天王，将辽、金置于《外国》；同时贬　元朝为闰纪，去其纪年而以朱元璋之祖虚接年月，以突显明朝正统地位。王洙以辟夷狄、尊华夏的正统史　观为指导，于别创义例中蕴含了强烈的经世意识，其从夷夏之防的角度来提供政治借鉴的做法亦是理学　渗透及现实刺激下的产物。这也是传统儒士鼓舞士气而常用的特有方法，在客观上的确激励了朝野士庶。　以王洙为代表的这种民族意识为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所继承和发展。顾氏等人于饱尝　亡国之痛后隐居不仕，以遗民自居，治国故史乘，也往往借宋史发表议论。稍晚于顾、黄、王的万斯同、全祖　望等人以布衣参修《明史》，将民族大义寓于著述之中，实际上也是这种史学传统的延续。　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柯维骐撰成《宋史新编｝２００卷，是明代宋史学者撰出的第二部纪传体宋史　著述，刊刻于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年）。柯维骐，字奇纯，号希斋，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　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而引疾归。其专志向学，以著书自任，门人四百余。其问辨心学，讲释经传，训　学者以务实；又常常与人言求士于三代而下，必以砥砺名行为本，功业文章则在其次。可见理学对其影响　之深。柯维骐反思宋史，认为“宋、辽、金三史并列，尤失《春秋》之义”，于是潜精积思，远绍博稽，厘复订讹，　举偏补漏，以二十年精勤之力会通宋、辽、金三史为一，撰《宋史新编》２ｏ０卷，义例严整。是书汲取《春秋》　与《纲目》书法，以宋为正统，辽、金列于《外国》，以宋末帝颗、帝是、帝呙人《本纪》以存宋统；于记事尤详于　正统皇朝。朱彝尊赞日：“希斋撰《新编》，会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辽、金附焉。升瀛国公益、卫二　王于帝纪以存统，正亡国诸叛臣之名以明伦，列道学于循吏之前以尊儒，历二十载而成书，可谓有志之士　矣。……先是揭阳王昂撰《宋史补》，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质》，皆略焉不详，至柯氏而体稍备。”［５］此评颇中　肯綮。　天启年间，学者王惟俭吸收前人成果，以纪传体撰述《宋史￣１２５０卷。王惟俭，字损仲，祥符（今河南　开封）人。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进士，授潍县知县。迁兵部职方主事。三十年（１６０２年）坐事削籍归，居　家二十年。光宗立，起为光禄丞。天启五年（１６３５年），官工部右侍郎，魏忠贤党劾之，落职闲住。王惟俭肆　力经史百家，于史学颇有心得。《宋史记》乃王惟俭苦于《宋史》繁芜，删削改编而成。其中《本纪１１５卷、　《表》５卷、《列传１２ｏｏ卷、《志１３ｏ卷、《凡例》１卷４８则；在《本纪》中增加帝、帝呙两纪；《年表》增加宋初南　唐诸国年表，居首，又增辽、金年表，其中各附以西夏年表，居其次，末为宰执年表；类传多省并标目，取消　《世家》，并入《列传》，又取消《外戚》、《道学》、《忠义１、《公主》、《奸臣》、《叛臣》等目；《志》有《律历》、《郡　邑》、《礼》、《乐》、《食货》、《河渠》、《兵》、《刑》、《百官》、《选举》等ｌ０目。《宋史记》解决了元修《宋史》篇幅庞　大，内容芜杂的问题，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客观求实地记载了宋代史事，可惜时值明亡而未及刊刻，现今　仅有清代抄本传世。　明末，钱士升又撰述《南宋书１６８卷。钱士升，字抑之，浙江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殿士第一，　授翰林修撰，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天启年间，宦官肆虐，钱士升荡尽家产竭力营救东林　人士魏大中、赵南星等人而为舆论所推重。崇祯年间，因献“宽、简、虚、平”四箴讥切时政而忤帝意，后以　１４０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焦　“沽名”罪而被迫乞休。钱士升关心时政，忧国忘己，又有志于史学，其《南宋书》竣成于顺治七年（１６５０　年），是一部记载南宋历史的纪传体史著。明朝末年，满汉矛盾上升为主要的民族矛盾，农民起义四起，社　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钱士升亲历明朝苟延残喘并逐步走向覆亡的巨痛，对于南宋历史的感悟较　前人更为深刻。撰述于此际的《南宋书》以考察南宋历史为首要任务，显示了急于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　的治史目的。是书仅有《纪》、《传》两种体例，每卷后均有《论》、《赞》，其中《赞》为吴县许重熙所撰，亦详略　得中。　钱士升的《南宋书》与王洙的《宋史质》、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等专注于义理和宋朝统纪问题的史著相　比，其在南宋历史的史料订补以及史论注重引古筹今等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钱氏的史学识见体现出明　代宋史研究在社会现实的刺激下，逐渐走向成熟，学者更加注重从求实中汲取资治的教训，而不再囿于做　那些与事无补的正统与闰位之绕舌论辨。　二、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　自朱熹撰成《通鉴纲目》以来，纲目体盛行，《通鉴》反被忽略。学者何乔新说：“今《纲目》盛行于世，而　此书（即《资治通鉴》）几乎废矣。”［６］（卷１８《书资治通鉴后》）随着嘉靖以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各地起义的此起彼　伏，以及东北满族人关引起的社会动荡，《通鉴》体史著再次受到学者的重视。薛应旃和王宗沐不约而同使　用《通鉴》义例续纂宋、元史事，分别撰出《宋元资治通鉴》，就是显证。　薛应旃、王宗沐两人同为嘉靖间的进士，一个是直隶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一　个是临海（今属浙江）人，官至刑部左侍郎，又都有志于承接司马光《资治通鉴》，就宋元历史撰述“通鉴”体　史著。前者撰出１５７卷的《宋元通鉴》，后者撰出６４卷的《续资治通鉴》（明末刻本改称《宋元资冶通鉴》），　除了两书名称及卷帙不同外，所涉及的时问上下限亦相同。此外，就两书的撰述宗旨以及对元朝历史的看　法而言，两人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一是两书均以资治鉴戒为史书的撰述宗旨。薛应旃鉴于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宋代以前１３６２年的历　史大事错综铨次，记载有伦，后世学者莫不讽诵，而宋代以后史事虽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　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和陈桎的《通鉴续编》，却编排失次，笔削未当，仍为缺典，遂决定绍述司马光著史　之志，续成《宋元通鉴》。薛应旃作为一个颇有理学建树的史家，于是书中凡“关于身心性命之微，礼乐刑政　之大，奸良邪正之辨，治乱安危之机，灾祥休咎之徵，可以为法，可以为戒者，皆直书备录”［７］（卷首《义例》），　将史事之善恶如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上至君主下至朝臣、四方士子和庶民百姓等各阶层人士均可从　中得到鉴戒，并按照纲常的要求安守本份，践履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此外，书中惟道学宗派特详，注重撰述　理学人物。显然，薛应旃关于“通鉴”类史书社会功能的认识，是立足于鉴戒的基础而更加强调其宣扬礼　教、明道明伦的作用。王宗沐亦认识到《通鉴》类史书“编次年月，则盛衰沿革，易于考证”【８］（卷首《义例》）的　优长，同时还提出应以“简辑全史，则卷帙稍省，易于供携”［９］（卷首《义例》）取胜，以为“有国者之鉴”。在记事　内容上，王宗沐认为宋朝享国３２０年，“合辽金夏三姓，其兴亡治乱，有足纪者，不应独缺”［１０］（卷首《义例》）；　而尤足引起重视且当详细记载者，为三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史事，即“元韦占绍圣治乱之界，靖康建炎南　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１１］（卷首《义例》），因此期事体更革，人才进退，以及大臣谋议足堪当世认真取　鉴。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６４卷，视薛书不及一半，更加突显了其“以备全史之要略”，避免“览者未终一　纸已欠伸思睡”［１２］（卷首《义例》）等以简要为标准来发挥史书鉴戒作用的特色。　二是两书都有着较浓厚的求实精神，从历史继承性出发，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薛应旃以“宋元资治　通鉴”命名其书，承认元朝为继宋朝之后的统一皇朝，并秉承“殷鉴不远”的史学传统，以宋元时距明代为　近，最易取鉴，故以宋元两史合撰。王宗沐更加明确地说：“元之君臣立国，本纯于夷，自开禧二年蒙受大　号，距其亡也，实一百六十二年。窃尝概之，其君臣所为汲汲者，惟用兵作佛事二者而已，即有建立改更，亦　第４期　吴漫：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１４１　不过东支西掩，以度一时，而人民鲨炭，纲常坏乱之祸，盖不览其全史未易知也，其事体舛谬，既足以生豪　杰之愤，而人名夷语，又足以厌览者之心，但以事关一代，而是书又以编年为体，且天天大明一统正革其　命，则亦不得而废也，是也撮其大都，而略其细旨，为书一十二卷，以存其概。”［１３］（卷首《义例》）在嘉靖间排元　思潮正劲的背景下，薛应旃和王宗沐能够立足明道致用，从历史的继承性出发承认元统，体现了时代的进　步性，反映了史家宽广的视野，同时也说明在社会矛盾层出的现实中，学者们更加注重以求实的精神探讨　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匡济时弊。　三、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　万历以后，史家以史经世的思想格外突出。宋史研究者尤其注重有关治乱兴衰的宋代史事，故以纪事　本末体从事宋史的编纂。代表者有万历时吏部稽表吏司郎中陈邦瞻撰述的《宋史纪事本末）１０９卷。陈邦　瞻从政之余致力于史学研究，“征往而训来，考世而定治”【１４］（附录一《宋史纪事本末叙》），以为“提事之微以先　于其明，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１５　３（附录一《宋史纪事本末叙》），故以纪事本末体撰述　宋史，上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是书得以竣成尚有冯琦等人的贡献。略早于陈氏的临朐（今山东临朐县）　人冯琦，字琢巷，一字用韫，官礼部尚书，《明史》有传。冯琦曾草创《宋史纪事本末》，未成而卒。其弟子南昌　人刘日梧，字阳生，号斗阳，得其遗稿。万历年间，刘日梧为监察御史，巡按江南。时南京有故侍御史沈越，　字中甫，号韩峰，亦曾以纪事本末体编录宋代史事为《事纪》若干篇。应天府丞徐申，字维岳，长洲（今江苏　苏州市）人，从沈越子沈朝阳处见其遗稿。在刘日梧和徐申的倡议下，由陈邦瞻将此初稿合为一编。万历三　十二年（１６０４年），陈邦瞻着手编纂，历时一年左右而成书，遂经刘日梧、徐申两人校订刊行。书前有陈邦　瞻《自序》和刘日梧刻书《序》，书后有徐申《后序》。时刘日梧族弟刘日宁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将此书列于学　官，与《通鉴纪事本末》并行于世。　自嘉靖以来，明廷内部斗争接连不断，政治每况愈下，大礼议和朋党之争使统治基础严重动摇，而西　北、东北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东南倭寇的侵扰亦对明朝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至万历年间，朝廷更加腐败，　危机四伏，内外交困，面临着覆亡的危险。忧心忡忡的学者纵观历史，看到宋朝也曾遭遇过同样的危机，外　有辽、金、夏及蒙古的侵扰，内有金匮之盟、濮园之议和新旧党争，于是积极从宋代历史中反思求解，寻找　治世良方。陈邦瞻洞察世变，认为自古及宋凡有三变而未及其极，明朝承宋制而可取鉴于宋。他说：“宇宙　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　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世变至宋而未及其极，则“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以为明朝的制度风俗顺承宋朝，　他强调：“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　然已。”［１６］（附录一《宋史纪事本末叙》）因而撰述《宋史纪事本末》以“鉴其所以得与其所以失，有微，有明，有成　萌，有先，有后”［１７］（附录一《宋史纪事本末叙》），借以安邦。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尊宋朝为正统，纪年采用宋朝年号，记事不以宋朝为限，广泛涉及各少数民族　政权历史。例如记载辽、金、夏、蒙古，以及吐蕃、广源等少数民族的活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　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宋史纪事本末》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书中的史论堪称点睛之笔，如在“杯酒释　兵权”处、“平北汉”处以及“建炎、绍兴诸政”处所发议论，颇中肯綮，具有强烈的警世意义。其中，对于主战　派人物的肯定亦是此书价值所在。尤为重要的是，在经世思想的指导下，陈邦瞻将两宋三百余年的史事归　纳为１０９个事目，记载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内容，例如典章制度、营田治河、学术文化、军事外交等，突　显了两宋时期的重大史事，克服了《宋史》芜杂散乱的缺点。　四、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　明代宋史研究的后期产生了大量的宋人传记史著，远远超过前期。其史料价值尤重，在很大程度上弥　１４２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正　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宋史作出了充分准备。在此仅择其中数部进行介绍，以见其价　值，余则不一一列举。　徐袍编《金仁山年谱》１卷，成于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年）。是书所记谱主金履祥（１２３２—１３０３年），字吉　父，宋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尝从王柏、何基学，尽得朱熹之传。宋亡不仕，隐居金华山中聚徒授学，门生　达数百人，学者称仁山先生。徐袍于所撰《序》中谓金履祥为“宋之遗民”，“自德佑之难，遂高举不屈”，“独　以著述显”，盛赞其不仕元之大节，于是“谱而表之，俾世之学儒学者监焉”［１８］（卷首《序》）。是谱所记侧重于　谱主学术授受次第暨诗文序录，以彰显其学术、行谊之大节，而记载谱主其它行事则较简略，如关于时事　大政、谱主行止、交往等内容则少有涉及。其征引文献多节录自谱主诗文，颇多信实。　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年），马峦又撰成《温公年谱》６卷［１９］（卷首《温公年谱凡例》）。是书因司马光旧无年谱，　因而撰述此编，以补史传所不及。其内容以司马光行状为主，参以史传及朱熹《名臣言行录》，证以司马光　所著《传家集》，其余诗话、小说等，皆详为考订，分年编载；其不可专属一年者，总附录于末。这是第一部司　马光年谱，对于条理温公事迹，彰显其为政、为儒、为史的业绩，功不可没。　陈载兴辑《宋陈忠肃公言行录》５卷，刊刻于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年）。陈载兴所撰《跋》中云：“《言行　录》者，录我忠肃公遗言行迹之概也。呜呼！我公行实，纪之国史，布之天下久矣。而散漫四出。于元大德　初，松硐公宣子尝收拾系为《年谱》矣，顾惟正统戊辰（十三年，１４４８年）之变，毁于兵燹，十不存一。……特　恨多所遗阙，于是不揆浅陋，遍访其遗文及诸言行之迹，于残篇断简之中，于《年谱》有遗者，掇拾而次录　之，附于其后，以补其阙略，兼附先公（豸山以下至默堂也）行实，厘为七卷，并《尊尧录》、《责沈文》，凡八　卷，总之日《忠肃公言行录》，以为家乘，以便纪览。”［２ｏ］（卷末（（跋》）由于此前陈正同所编陈瑾《年谱》、《行实》　等均已散佚，因而陈载兴是书弥足珍贵。　李默辑《紫阳文公先生年谱》５卷，刊刻于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年）。是谱为朱子《年谱》之中尤为重要　者，后纂者常以之为据。是书前二卷为《年谱》，后三卷为《附录》。谱中述及谱主家事、受业、科举、仕历、学　术、政绩等内容，尤以谱主讲学及著述事迹为详。内中双行小注甚多。谱前有魏了翁为已佚李方子谱所撰　之原序、李默、戴铣、朱家桥、熊寅所撰之《序》，又有谱主遗像、赞诗。谱后有朱凌、朱崇沐所写跋文。　朱希召辑《宋历科状元录》８卷，刊刻于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年）。朱希召辑是书历数年而成，藏之四十年　始出，其子朱景元付梓行世。是书《目录》即宋历科状元题名，详载某朝某年某月何人为状元或榜首，以及　籍贯。是书登录状元１１８位，并将其归纳为七大类：“状元大拜”者１Ｏ人、“状元执政”者１５人、“状元封侯”　者１人、“状元任节度使”者２人、“状元任尚书”者ｌ４人、“状元任侍郎”者９人，以及“状元年少”者若干，　并于各类人名下注明年龄。在正文“状元传记”之前，注明同科中进士者人数。传记内容包括传主要生平事　迹、应试情况，间或附载应试时的诗文以及朝廷的褒宠等。是书褒奖前代先贤，宣扬其功业，体现出撰述者　希望世人阅此书而“知所慕则知所劝”（２１］（卷首《宋历科状元录序》）的意图。但书中亦杂有“积德由人，积学由　己，锡福由天，岂偶然之故哉！固人之所当自力，抑亦非人力之所能为也”，亦是“先世之培植，兆形于先，至　言验于如响”［２２］（卷首《宋历科状元录序》）等“因果报应”、“福泽”、“命理”等论点，是其不足之处。此外，《宋历科　状元录》引用大量史料，并且均注明出处，显示了严谨的学风。其史学价值在于全书体例严整，并且立足于　独特的角度搜罗史料，丰富了正史的记载。　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薛应旃在宋端仪初稿的基础上纂辑《考亭渊源录》２４卷，刊行于世。这是一部朱　学学术史著述，旨在梳理朱学渊源以窥朱学堂奥。宋端仪尝考正《宋史・道学传》进程氏门人吕大临，谓其　深潜缜密当不在刘、李、尹、谢、游、杨之下，又以程氏师友渊源，朱子已有录以示后学，而朱子门人亦多哲　士，尚未有表著之者，因集黄勉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诸公凡若干人，为《考亭渊源录》。今所见《考亭　渊源录｝２４卷，乃薛应旃在宋端仪所撰初稿的基础上稽诸史籍，质以平日所闻，参互考订，删其繁冗，增其　未备而成。增入者有金溪、永康、东嘉等，认为“考亭与之往复切磋，反覆论难，凡德性问学之端，王霸义利　第４期　吴漫：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１４３　之辩，体统散殊之归，精微严密之指，咸究其极，此正渊源之所在”［２３］（卷首《重编考亭渊源录序》）；而略于朱子　及其师友、门人之言，然详于其行与政。体裁仿朱熹《伊洛渊源录》之例，首列李侗、胡宪、刘子犟、刘勉之４　人，以溯师承之所自，次载朱子始末，次载同时友人，从南轩张械以下至陈傅良等７人，次则备列考亭门　人，自勉斋黄斡以下２９３人。次则著录门人之无著述者，只列其名，凡８８人。末卷载所谓背叛师门者３人，　即赵师雍、傅伯寿、胡　，体例沿用《伊洛渊源录》所载邢恕例。各人传记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传主生　平简介，包括传主字号、享年、生平履历、死后赠谥、交游，及往来问辨，叙事以时间或年齿为序，中间随机　插叙补充必要的史事；第二部分为《备遗》，亦以时间为序，辑录传主主要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以期“知考亭　之集大成，而学者有所依据。当不为众言之所淆惑，偏见之所拘滞，合异以反同，会博而归约，庶致知实践，　有所措手。道待时而行，人感时而发，而真儒辈出矣”（２４］（卷首（（重编考亭渊源录序》）。薛应旃为明代著名的理学　人物，初学于王守仁，讲陆氏之学，晚乃研穷洛、闽之旨，兼取朱子，认为“两先生实所以相成，非所以相反”　［２５］（卷首《书考亭渊源录后》），遂将陆九渊三兄弟开列于此书中。由是而被清代四库馆臣痛斥“名实乖舛”［２６］　（卷６１《考亭渊源录》）。　万历以后主要有：李桢的《濂溪志》９卷，刊刻于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是编虽以“濂溪”为名，似乎　地志，实则述周子之事实，首载《太极图说》、《通书》，次墓志及诸儒议论、历代褒崇之典，次古今纪述，次古　今题咏，并祭告之文［２７］（卷６ｏ《濂溪志》提要）。这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专人传记。　吕邦耀的《续宋宰辅编年录》２６卷，刊刻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吕邦耀撰述《续宋宰辅编年录》以续宋　人徐自明之《宰辅编年录》，体例亦仿效此书，记事起宁宗嘉定九年（１２１６年），终卫王－爵祥兴二年（１２７９　年）。是书经世致用的撰述宗旨非常明确，吕邦耀说：“宋自杯酒释兵以后，国势浸弱，又逼近虏患，疆土日　削，祸及中原，诸缙绅议论多而成功少，大段与今颇肖相，业不知视今若何，然近年揆局亦略可棍也，追览　宝庆端平问，如真希元、李成叔、魏鹤山诸君子，条上章奏，及所规切宰相书，用贤去佞，筹边御虏，凿凿中　伦，兼与近事巧相符。”［２８］（卷首《序》）其论宋朝国势浸弱，“大段与今颇肖相”，因而收录宋人章奏、议论“与　近事巧相符”者，充分说明了吕邦耀取史经世的目的。其内容主要记载宰辅拜罢岁月及其人行事本末，并　广为摭录相关大事，所录不限于正史，于正史之外亦广为采摘诸说以附益，因此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而　是书缺点也正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言：“元顺帝为瀛国公子，不独说本荒唐，亦与宰辅编年全无关涉。”［２９］　（卷８ｏ《续宋宰辅编年录》提要）吕邦耀在书中声称元顺帝乃宋恭帝之子，实属自欺欺人，且与撰述主旨风马牛不　相及。然而，这种现象也折射出明人特有的宋史情结，是其抒发故国情绪的一种方式。　除以上所举，明代宋史研究的后期产生的传记类著述尚有徐阶辑《岳集》５卷、海瑞撰《元事占党籍碑　考》和《庆元伪学党籍》２卷、唐伯元编《二程年谱》２卷、王世贞辑《苏长公外纪》１２卷、范明泰辑《米襄阳　志林》１３卷、徐辑《蔡福￣＇１９１－纪》１２卷、郭化辑《苏米谭史广》６卷、赵滂编《程朱阙里志》８卷、周沈珂辑　《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ｌＯ卷、徐缙芳辑《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类编》８卷、徐鉴编《徐清正公年谱》１卷、陈　继儒辑《邵康节先生外纪》４卷、毛晋辑《苏米志林》３卷、刘廷元辑《宋名臣言行略》ｌ２卷、陈之伸辑《黄　豫章外纪》ｌ２卷、阮元声编《东莱吕成公年谱》ｌ卷、郑郧编《考定苏文忠公年谱》ｌ卷、范明泰辑《米襄阳　外纪》１２卷等。　综上，嘉靖至明末期间的宋史研究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随着明朝国势日蹙，危机四起，史学　著述以史鉴今、匡济时弊的目的越来越明确，宋史研究经世致用的色彩浓厚了，而偏于正闰之说的色彩相　对淡薄了；二是在前期宋史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此期的研究水平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皆有提高，出现了　诸多重要的史著；三是此期宋史著述的数量比前期增加，卷帙浩繁，体裁多样，屡有创新。尤其是传记类著　作堪称蔚为大观，不仅数量较前期为多，史料价值亦为可观；纪事本末体的发展也较以前有了突破进展，　体例臻于成熟。　１４４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　参考文献　［１］［７］薛应旃．宋元通鉴［Ｍ］．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　［２］明世宗实录［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影印本，１９６２．　［３］张廷玉，等．明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７９１５．　［４］王洙．宋史质［Ｍ］．台北：大化书局影印明嘉靖刻本，１９７７．１．　［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１２）［Ｍ］．黄君坦，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２３．　［６］何乔新．椒邱文集［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９８６．　　。［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王宗沐．宋元资冶通鉴ＥＭ］．明吴中珩刻本．　［１４］［１５］［１６］［１７］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Ｅ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１１９１、１１９１—１１９２、１１９２．　［１８］徐袍．金仁山年谱［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９］马　峦．温公年谱［Ｍ］．明万历四十六年司马露刻本。　［２０］陈载兴．宋陈忠肃公言行录［Ｍ］．嘉靖二十六年陈懋贤刊本．　［２１］（２２］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ｚ］．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３］［２４）［２５］薛应旃．考亭渊源录［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ｚ］．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５．　［２６］［２７］（２９］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２８］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ＥＭ］．明天启元年刻本．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Ｕ　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ｅｐ．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Ｈｅｎａｎ　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ａｄ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　ｌａ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ｓｓ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ｓｏｍ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ｍｅｒ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ｙ　ｓｕｍｅｄ　ｕｐ　Ｓ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Ｊｉｚｈｕａｎ　Ｔｉ；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ｙ　ｈａｃｋｌ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Ｔｈｉｒｄ，ｔｈｅ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Ｊｉｓｈｉ　Ｂｅｎｍｏ　Ｔｉ；Ｌａｓｔ，ｔｈｅ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ｏｆｉｆ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　ｓｔｙｌ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　ｏｄ，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Ｓ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ｔｈａｔ　ｌｕｔｈｅｒ　ｅｎｃｈ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ｒｅｍｅｄ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ｉｍ　ａｔ　ａｎｎａｌａ　ｏｆ　ｈｉｔ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ｈｉｃｈ　ａｂａｂｄｏｎｓ　ｆａｌｓｅ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ｂｓ　ｒｅ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ｉ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ｃｅ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ｉｚｈｕａｎ　Ｔｉ；Ｔｏｎｇｊｉａｎ；Ｊｉｓｈｉ　Ｂｅｎｍｏ　Ｔｉ；ｂｉｏｇｒａ——　ｐｈｙ　ｏｆ　Ｓ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责任编辑孙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