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走私。善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①因此需要通过时政记　加以补充。　修有《孝宗日历）－－千卷，宁宗时修有《光宗日历》　三百卷、《宁宗日历》五百一十卷，《理宗日历》现　知有二百九十二册。北宋所修日历卷帙不好确　定，但可以肯定数量有限，而南宋高、孝、光、宁、　理五朝篇秩就达四千卷左右，数量和规模远远超　过前者。　元丰改制后，三省、枢密院分别设有时政记　房，作为汇聚材料、撰录时政记的机构。其史料　来源一是宰执大臣对于军国政要的记录，二是中　书与枢密院日常事务的档案材料，三是政府百　司、内外臣僚的章疏表奏。南宋初因政局动荡时　政记往往失修，但形势稍加稳定后，就加以追补，　宋会要所之设，与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同　其重要。元丰改制，于秘书省置局，有提举、看　如绍兴四年（１１３４）诏“建炎元年五月一Ｅｌ已后，　至建炎四年四月一日已前时政记，各令元任宰执　省记，编类闻奏”②。后分别有张守省记编类《枢　密院时政记》和李纲《省记建炎时政记》各二册上　进；另有压缩时限的举措，孝宗乾道七年（１１７１）　改时政记月修为旬修。③在撰修模式上，张渊曾　道：“枢密院时政记，系本院诸房应降圣旨，按月　作时政记，编修官删定。”④至于三省修注时政记，　“（建炎四年）六月十八日，诏以诏跸越州后行遣　过圣旨等文字，依自来条例，关送时政记房”。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神宗以后事，注明引自　中书与枢密院时政记者甚多，李心传的《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亦往往注明其史料来源于时政记。　然如金毓黻所论，“唐宋宰相所撰之《时政记》，或　可补记注之不备，《宋史》取材，多出于是，然以所　记，多有文饰，往往难餍人心”。⑥此项评论实事　求是。　日历修撰机构初属编修院，元丰五年官制　行，属秘书省国史案，“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　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　一代之典”。⑦日历纂修，采编年之法，一如起居　注和时政记，同时还注意记述有关人物的生平事　迹，因此往往被称为囊括一代史事的资料长编。⑧　明代徐一夔曾评“往宋极重史事，Ｅｌ历之修，诸司　必关白。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他　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　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　也”。⑨较北宋而言，南宋日历修撰的成果比较明　确：绍兴二年，从汪藻之请修《元符庚辰以来诏　旨》。孝宗时，撰成《钦宗日历》七十五卷，至于　《高宗日历》，前后所论著，共成一千卷。光宗时　详、编修、检阅文字等官。南宋自孝宗以后，皇帝　继位即开修本朝会要，宁宗嘉定七年（１２１４）以　后，又规定会要等书二年一具草缴进，制度相当　完备。《会要》资料主要依据《日历》与《实录》。　北宋所修分别有《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元丰　增修国朝会要》三百卷，《政和重修国朝会要》五　百卷。南宋所修《乾道续四朝会要》三百卷，《国　朝中兴会要》三百六十八卷，《孝宗会要》二百卷，　王应麟称其“事详文省，纪纲制度烂然有章”；《庆　元光宗会要》卷数达百，光宗在位仅五年余，足见　其内容之详备；《宁宗会要》三百二十五卷；《理宗　会要》凡五次修进。南宋所修会要的卷帙较北宋　多一半左右。　南宋绍兴三年（１１３３），就秘书省复建史馆，　绍兴十年后沿用元丰故制，即每修前朝国史、实　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史毕即停。李焘指出　“监修之名废于元丰，而复于绍兴”，⑩绍兴二十六　年后，还有监修和提举之分。⑩另元丰时规定每　①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四。　③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三二，中华书局，１９５７　年。　④谢维新：《古今合壁事类备要后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　⑤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三一。　⑥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０　页。　⑦《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志》。　⑧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３８页。　⑨《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　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六。　⑨费衮撰，骆守中注《梁溪漫志》卷一，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　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修前朝国史，以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余侍从　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官，实录以从官为修　撰，余官为检讨。南宋时国史、实录修撰官员的　任命偶有破例，如宁宗嘉定二年（１２０９），曾从龙　自起居郎兼检讨官除权侍郎，“从官为史讨，自此　光、宁《四朝史》，盖蜀人李心传氏所修，其阙漏不　可计”。⑦苏天爵也指出：“宋《中兴四朝史》诸传　尤少。”⑧但它们后来都成为元修《宋史》的主要　来源。《元史》卷一百五十六《董文炳传》载翰林　学士李粲奉诏招宋士至临安，董文炳谓其日：　“‘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　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　始”。①宋自真宗以来，史馆无专官，神宗命曾巩　为史馆修撰，典领撰修五朝史。南宋孝宗时，曾　命李焘、洪迈专修国史，不兼他职，前后共二十八　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馆。故赵　年；宁宗亦命傅伯寿、陆游专任修史。②预修神哲　徽钦《四朝国史志》的吕祖谦曾论：“今之史院，编　修国史、实录、玉牒等官，往往亟拜亟罢，著作未　成，不免弃去，故作史不出一人之手，本末易以失　序，多所乖异，要不若久任之善也。”③尽管史无专　官有其弊端，在南宋还尤为明显，但当时所修实　录和国史所取得的成就却不应忽视。　首先看实录，高似孙论其为“史之基也。史　之所录，非藉此无所措其笔削矣！”④此种史书是　在一帝崩殂后，取其起居注、时政记、日录等记注　之作，年经月纬，汇而成编；其取材至繁，诏令章　奏，悉得入录，并于大臣名人书卒之下，略载事　迹，形如长编，以备史官采撰。北宋所修《太祖、　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实录》分别是五十、八十、　一百五十、二百、三十卷；南宋所修《徽宗、钦宗、　高宗、孝宗、光宗实录》分别是二百、四十、五百、　五百、一百卷，《宁宗、理宗实录》分别有四百九十　九和一百九十册；南北宋都曾修撰的实录有《神　宗实录》三百卷（北宋三修、南宋二修），《哲宗实　录》一百五十卷（南、北宋各一修）。魏了翁曾论：　“每惟祖宗实录，自东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　过一千余卷，而南渡以后，高宗、孝宗皇帝两朝实　录仅六十余年，遂至一千卷。”⑤的确如此，南宋仅　两朝实录就及北宋九朝之总和，数量和规模相差　悬殊，充分证明南宋历史编纂学的发达程度。　其次看国史，北宋所修分别是《三朝国史》　（太祖、太宗、真宗）和《两朝国史》（仁宗、英宗）。　南宋所修《四朝国史》计三百五十卷，元代袁桷指　出：“洪迈作神、哲、徽、钦《四朝史》，于时高宗在　德寿宫，多所避忌，立传亦有芜类，所宜刊削。”⑥　危素论“太祖至徽、钦，列传至为赅备，至高、孝、　翼称“宋代国史，国亡时皆人于元。元人修史时，　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并梳理出元人就宋　旧史另为编订之迹。⑨宋元之际对旧朝国史的有　目的地搜集，显示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历史传承　意识所具有的生命力。　上述历史编纂的丰富成果是官修史书制度　有效运作的具体体现，但南宋诸多学者对该制度　的利弊得失有所反思。孝宗时，周必大奏言：“前　朝国史虽是众人分撰。然当时案牍可以稽据，是　非可以询问，贵成一手，不至讹舛。南渡以来，文　籍残阙，往往搜求散佚，考证同异，若非参合众　智，深虑不相照应，柢牾者多。尝与众议分手撰　述，每遇一志一传成篇，并令在院官互相修润，庶　几首尾贯穿，体制归一，无思虑不周之患。乞降　指挥遵守。”⑩强调史学一家之言、别识心裁的可　贵，同时又结合具体形势倡导集体修史相互合作　的必要性，但最终还是落实到融会贯通及综合梳　理上，说明南宋史家对官修史书的认识愈加理性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三《权同修国　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１年。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十。　③引自《群书考索续集》卷三五。　④高似孙：《史略》卷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⑤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一六《论实录缺文》，天津　图书馆２００２年缩微品。　⑥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状》，　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　⑦危素：《危太仆集・续集》卷九《书张少师传后》，吴兴刘　氏嘉业堂刻本。　⑧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　⑨详见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三“宋史　多国史原本”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⑩《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九。　／、之瓤。善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和成熟。宁宗时，傅伯寿上疏言：“凡事有旧记　述，可不广取而参考乎？宜发明诏，广加求访。　……下面要详细介绍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采用　的更多是第一手材料即原始资料，因为南宋史家　本朝国史例皆无表，则岁月久远将无所考。　矢志著书，不仅为存信史，更重要的在警时人，所　以李焘、徐梦莘、李心传等人将离作者最近时代　的历史资料充分地加以吸收，从而将史学的鉴戒　功能发挥到极致，我们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为例加以说明。　至如天文、律历、五行最为深远，非素精者不能下　笔，宜精求其人。”①既论及国史修撰过程中史料　搜集的广博问题，也探讨了史表设置和物色撰写　专业志人选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南宋时官修史书既有次数不等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记宋高宗朝三　反复，也有贯穿各朝的系统梳理，还涉及对历史　编纂得失的多方位思考，蕴含了当时无数史官的　智慧和心血，也显示出南宋历史编纂中鲜明的传　承意识。　彰显时代特色的历史编纂及体裁创新　历史编纂的发展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紧　密相关，史学家对于社会前途、命运的关注，以及　以史为鉴的诉求，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致力于历　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南宋史家总结历史兴　亡，编纂突出时代内容的编年体史著，忧患意识　和鉴戒意识表现得尤为强烈。其中，李焘的《续　资治通鉴长编》，正文加举要、总目等，合计一千　零六十三卷。后人称之“据变复之会，乘岁月之　存，断自本朝，凡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　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　……虽然，公终不敢自成书，第使至约出于至详，　至简成于至繁，以待后人而已”。②该论道出李焘　著述的宗旨，不无启发意义。另如徐梦莘所撰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所记自政和七年　（１１１７）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上下　四十五年。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加铨次，年　经月纬，本末俱悉。徐氏《自序》言：“辞则因元本　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　之褒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③就历史编纂角度　而论，这两部史书加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　《资治通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因对编　年体的运用与完善方面《资治通鉴》做得尤其成　功，给后世史家采用编年加以叙事带来直接而又　强有力的影响；但与《资治通鉴》主要利用正史资　料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与　蕊　十六年史事，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以稗官、野　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此书记事　之详实，以建炎元年（１１２７）记载为例，单所谓的　“春正月之事”就有三十五页，内容极其丰富。更　重要的在于作者李心传不仅对建炎改元详加说　明，而且就“以元加春，盖亦窃取春秋之义”给予　深刻阐发，说明南宋史家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　将儒家正统观贯穿于历史编纂之中。其后，介绍　了赵构的简历，称康王虽乃韦贤妃之子，但于书　中并不称韦氏为皇后，对此作者做了解释，强调　其贯彻实事求是叙事原则的宗旨，可见尽管李氏　此前要求历史编纂中要重视儒家的纲常伦理，但　如实记载客观历史同样重要，反映出作者辩证的　历史编纂态度，难能可贵。此后，李心传以“金人　人犯”为切人点剖析“金”之来历，考证意味颇浓；　又借康王使金之事，引《金太祖实录》、洪皓《松漠　纪闻》、张汇《节要》、钟邦直《旧帐行程录》、赵良　嗣《奉使录》、马扩《茅斋自叙》、史愿《金人亡辽　录》等史料对辽、金之际史事进行考辨。之后，记　童贯谋辽之事，其中引《钦宗实录・童贯附传》、　郑昂《后史》、熊克《中兴小历》、王称《东都事　略》、《三国谋谟录》等证明童贯拥马植以归恐误，　相较于后世严密的考证法毫不逊色，至于联金灭　辽之事也记载得极为翔实。凡此，还体现出作者　对宋辽金之际历史大势的不凡见识：首先，李心　传将三个政权的对立斗争作为开篇之局而发大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六十。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０，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　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量的篇幅来谈，说明作者对这个时期历史局势的　发端有清楚的认识；其次，反映出作者对各政权　相互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有清晰的把握；再　则，通过丰富的材料梳理辽、金的历史发展线索，　形式融为一体即“纲目体”。梁启超认为，用纲目　体，最为省事。顶格一语是正文，是断案，不过四　五百字。下加注语，为自己所根据的史料，较正　文为多。此法很容易，很自由。做得好，可以把　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比前法方便多了。　彰显出作者将各民族政权的历史置于相同条件　下进行考察的平等态度，不无意义。　南宋时期还是修撰体制不断完备，历史编纂　虽文章之美不如前法，而伸缩自如，改动较易，又　为前法所不及。④梁氏从编纂学的角度阐述《通　本身从内容到形式都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由　《资治通鉴》派生而出的袁枢的《资治通鉴纪事本　末》，以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各为中国史学　独创一格，出现了二种新史体——纪事本末体和　纲目体，标志主要史书体裁“第三极”的形成。南　宋时杨万里曾道：“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　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　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　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①同时代　的袁枢，不仅看到编年之法，一事而隔越数卷，首　尾难稽；同时也看到纪传之法，一事而复见数篇，　宾主莫辨，故区别《通鉴》所载之事而贯通之。所　谓“区别其事”，是变纪年为中心成纪事为中心，　“贯通之”，指贯通所记之事，详叙其始终，这就使　得所记之事前后始末，一览了如，将纪传和编年　两种体裁有机地融合为一。章学诚认为，本末之　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　编年，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②　南宋后史家遂相沿袭，尤其是明、清两代踵作颇　多。　宋孝宗乾道年间，朱熹及门人赵师渊因司马　光《通鉴》、《通鉴目录》、《举要历》及胡安国《举　要历补遗》四书，别为义例，兼采他书，草成《资治　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　言”是其基本体例。“纲”仿《春秋》，以大字简叙　总括提要，寓褒贬于笔墨之中；“目”效《左传》，以　分注形式逐条详述细节。“分注”内容广泛，“有　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　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　因家世而见者。……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　合，辞事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　掌”。③实际上它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史评等　鉴纲目》的优劣得失，不无参考价值。　《通志》与《文献通考》的“会通”之义　南宋乃至元初的一些史家，为总结历代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力图通过通史的编　纂来彰显历史发展变化的轨迹，故有《通志》、《文　献通考》等作品的涌现。二书体现了作者继承司　马迁著通史的传统，但与其又有差异，那就是司　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郑樵和马端临欲集天下为一　书，侧重于历史编纂的角度。《通志・总序》强调　“会通之义大矣哉！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　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自《春秋》之后，惟　《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　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在此，郑樵以　博雅为基础纵论会聚各种文献的意义，探究贯通　古今以确立著史格局的价值。此外，郑樵对历史　著作中的褒贬书法给予否定，虽然对史论的全盘　否定未必妥当，因为它忽视了历史认识主体所应　发挥的职能，但值得肯定的是郑樵对同时代学者　专注褒贬的“春秋”笔法所带来的弊端有清醒的　认识。郑樵还对史表功能高度重视，“《史记》一　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冠冕，木水之有本源”。　对纪传的取材和设置及其宗旨也有明确的认识，　一些类传的设置反映出撰者对客观历史的某些　独到见解。　①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　年。　②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浙　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③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七五，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１８５、２５３页。　厶之辩Ｉ墨２０１０￣ｇ３期　但《通志》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其二十略，这　是郑樵对“会通之义”强调并付诸实践的具体成　果。如其论“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　名之日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　察，如“复姓”，郑樵认为“有中国之复姓，有夷狄　之复姓。中国之复姓所以明族，有重复之义，二　字具二义也，以中国无衍语，一言见一义。夷狄　多侈辞，数言见一义，夷狄有复姓者，侈辞也，一　言不能见一义，必假数言而后一义具焉。其于氏　也，则有二字氏，有三字氏，有四字氏。其于音　也，则有二合音，有三合音，有四合音。观译经润　文之义，则知侈辞之道焉”，此论断基本能够成　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　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其中《氏族》、《六　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为旧史　所无，撰者在综合、损益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突破　了以往史书记述典章制度的藩篱。以《氏族略》　为例，不仅是作者对自己深入研究成果的提炼，　还体现出明确的编撰旨趣，“今此书……帝王列　国世系之次本之《史记》，实建国之始也。诸家世　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谱》，实受氏之宗也。先天子　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卿大夫士，先卿大夫士而　后百工技艺，先爵而后谥，先诸夏而后夷狄，先有　纪而后无纪，绳绳秩秩，各归其宗。……臣旧为　《氏族志》五十七卷，又有《氏族源》、《氏族韵》等　书，几七十卷。今不能备，姑载其略云”。就编纂　角度而论，该略资料丰富，结构合理。前面部分　是具体的介绍，不仅有传统的经史著述所涉及的　姓氏资料，而且子部书籍乃至各种谱牒都是其采　编的对象，如“以字为氏”考林氏“鲁有林放，仲尼　弟子。齐有林阮，见《说苑》。林类见《列子》，林　回见《庄子》”①等，末尾部分则是对姓氏所体现　的规律进行的总结，即“同名异实、改氏、改恶氏、　汉魏受氏、变夷、变于夷、别族、避讳、音讹、省文、　省言、避仇、生而有文等十三类”，②前后呼应、详　略得当。该略还有几个特点，一是对谱牒在不同　历史阶段作用的分析相当准确，《氏族略・序》论　及“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　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　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　学不传”；郑樵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姓氏之别进　行的分析也非常到位，“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　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　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　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反映出作　者历史演变的进步观念。《氏族略》的第二个特　点是用合理的方法从音韵的角度对姓氏加以考　立。第三个特点是《氏族略》中不仅有“夷狄之　国”、“夷狄大姓”、“代北复姓”、“代北三字姓、代　北四字姓”等章节，而且其论少数民族“狄氏，周　文王封少子于狄城，因氏焉。或言成王封母弟孝　伯于狄城”，“祁姓，黄帝之后，世居翟地”等，这是　民族重新组合时期历史学者对民族形成的一种　颇有意味的论述。最后一个特点就是郑樵实事　求是的治学精神。“以字为氏・周人字”部分述　林氏，“谓王子比干为纣所戮，其子坚逃长林之　山，遂为氏。按古人受氏之义，无此义也。林氏　在唐末为昌宗，而特详著，岂林宝作《元和姓纂》　故尔？著书之家，不得有偏狗而私生好恶，所当　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④郑樵又论　“唐家有天下，必欲世系详明。然自成纪令之后，信　以传信；自成纪令之前，疑以传疑。盖谱牒之家，信　疑相半”。故《氏族略》不仅因建立在作者本身对氏　族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而在资料上具有很　高的价值，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有其可取之处。　至于《文献通考》，除马端临在《序》中强调典章　制度史研究的意义，关于编纂原则，作者也有具体　的论述，“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　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　续而成之”。同时作者对该书的创新之处也做了特　别交待，“日经籍，日帝系，日封建，日象纬，曰物异，　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这　是作者拓展典章制度研究新领域以及采摭众书实　现“会通之义”的具体体现，作者对“文献”之意的表　述也具有代表性。然如时人所论，马端临“知前代　①③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六》　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之典章，识当世之体要，以所见闻著为成书。凡于　治道有关者，无不彪分汇列，井井有条，治国安民，　特举而措之耳。此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①作　于理财，所以内而条例司，外而常平使者，所用皆苛　刻小人，虽助役良法，亦不免以聚敛亟疾之意行之，　故不能无樊，然遂指其法为不可行，则过矣”；又评　青苗法，“元裙初，温公入相，诸贤并进用，革新法之　者识当世之体要，做有用之学问可在各考中的论断　体现得尤为突出，从《封建考》后论中我们具体看马　端临历史论断的价值。作者继承并发展了唐代柳　宗元和北宋苏洵二人的观点，指出“时不唐虞，君不　尧舜，终不可复行封建。谓郡县之法出于秦而必欲　病民者如救眉燃，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日罢青　苗钱，复行常平仓法矣，未几而复有再给散出息之　令，而其建请乃出于范忠宣。至于役法，则诸贤之　是熙宁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杂然　易之者，则书生不识变之论也”，强调历史发展的不　可逆性；另一方面，就具体的历史条件分析具体问　题，“夫置千人于聚货之区，授之以挺与刃，而欲其　不为夺攘矫虔，则为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　义，使之靡然潜消其不肖之心而后可。苟非其人，　则不若藏挺与刃，严其捡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　后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县所以为良法也”；更　有价值的在于作者从历史方法论的高度所作的总　结，“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　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　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　通古今之变也。”　在《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中，针对王莽妄图　恢复井田制之举，马端临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以发挥，指出自秦废井田之后，后之君子每慨　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强坐擅　兼并之利，其说固正矣，然“井田未易言也。田土之　肥瘠所当周知也，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民务农　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其民之或长，或少，或为士，　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为人上者必能备知　间里之利病，详悉如此，然后授受之际可以无弊”，　而且“沿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　土字，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　嵩，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②彰显作者对力图开　历史倒车恢复井田制的复古思想的一种批判精神。　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相关措施，马端临也能实事求　是地加以评价。在卷十二《职役考》中，作者指出司　马光“募人充衙前”之奏，其实就是熙宁之法所要执　行的内容，“既日募，则必有以酬之。此钱非出于　官，当役者合输之，则助役钱岂容于不徵？而当时　诸贤论此事复断断不可，何也？盖荆公新法大概主　并行；免役六色之钱，仍复徵取。然则诸贤虽号为　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胸中盖未尝有一　定之见，宜熙、丰之党后来得以为辞也。”（　强调青苗　法和助役法本身符合时代的需要，但因用人不当，　导致措施的变形和走样，这个观点，与当今学者的　认识并无二致，其观点具有相当的进步性。　总体而言，南宋历史编纂学的内容极其丰富，　故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对方方面面都加以论述，因此　只能通过几个特点的分析以彰显南宋历史编纂学　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①马端临：《饶州路抄白》至治二年（１３２２），《文献通考》卷　②《文献通考》卷－ｇｑ：十五。　③《文献通考》卷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