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为明代名臣黄福十一世孙。祖运贞,廪贡生,侯选训导;叔祖运启,顺治戊戌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父钟,邑庠生;兄德润,增生;德淳,监生。黄元御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其父为之延请侨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庭。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黄福,做出轰轰烈烈的勋业。
雍正二年(1724),甫近弱冠之龄的黄元御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三十岁,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致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犯中虚,左目完全失明。
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遭此劫难,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当地名医、好友刘太吉劝他学医,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苦读历代中医典籍。
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又得到刘太吉认真传授,苦读历代中医典籍,数年奋斗,浸淫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医术精进,医名大盛,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黄元御从医伊始,是从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然后逐及《金匮玉函要略》,黄帝、岐伯《内经》,扁鹊《难经》等中医根本典籍。他奉仲景等四人为“医门四圣”。他认为“四圣”之外,历代名医持论多有偏失,以至误诊死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四圣“之书错简零乱,兼之历代传注谬误所致。因此发愿致毕生精力,对“四圣”之书,从源到流,重加考订,还其本来面目,以凭后世遵循。
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对于中气他给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气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气,生意为芽,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所以生人者,精中之气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终贯彻了重视脾土、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十三年(1748),黄元御游幕至清江阳邱,阳邱风景秀美,黄元御亦心清气廓。期间,他南游会稽山,拜谒禹陵,自谓:“身登会稽,亲探禹穴,目睹越国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开始撰著《伤寒悬解》,七月三日草成,计十五卷。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时年四十四岁。
乾隆十四年春(1749),黄元御初草《四圣悬枢》一书,辨析温疫痘疹之义。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仅草创大略篇目,因事辍笔。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黄元御北游至京,适乾隆帝有疾,众太医萎思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亲书 “妙悟岐黄”以为褒赏,并恩赐御医。从此,黄元御开始了供职太医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黄元御伴驾至杭州,期间著方调药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赞誉。四月间,黄元御乘闲便道至清江旧寓,继续编写《四圣心源》一书,“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六月删改《四圣悬枢》,誊清定稿。八月十五日开舟北上,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黄元御写毕《天人解》一章,经过四年时间,《四圣心源》终于脱稿。在《天人解》中,他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巨大。
事君几年中,黄元御并不得意,这种心情在《四圣心源·序》中说得非常明白:“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繁庶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完成著述,黄元御为荒废了这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乾隆十七年(1752年)杂谷土司苍旺为乱,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乘机调兵遣将,奏请平乱。鉴于第一次金川之战大批清军水土不服、疾病缠身,致使战斗力低下、伤亡惨重的情景,据说乾隆皇帝认为军士病症皆是经络不通,气血不循,正气不足造成,所以着尊经派的太医院御医——黄元御署理川军军医馆——久真堂,提供解决将士水土不服之症的方略。
临危受命的黄元御仔细了解了藏区的气候,官兵高原缺氧和高寒以及流行的伤寒、咳嗽等形象,予以将宫廷的秘方、宫廷中御药房中治疗肺病、咳嗽最好的药材和藏区的虫草、贝母、红景天等等名贵药材为伍,又使用名贵滋补药材作为强劲官兵体魄的药引子,还把宫廷御药房银质药具和部分宫廷御药房作人一同前往成都,秘制出各类强劲体魄,提高免疫力,抗高原低氧环境的膏、丹、丸、散用于清军携带服用,以克各类低氧、伤寒、咳嗽、倦怠、疲惫等病症。
乾隆十八年(1753),黄元御四十九岁,春二月,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该书以传经入说,辩论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药解》八卷,以补《长沙药解》之未备,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时年五十岁。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门人毕武陵请笺注《素问》、《灵枢》,“自唯老矣,谢曰不能”。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在门人毕武陵的再次推请下,黄元御着手笺释《素问》,至十一月书成,计十三卷,定名为《素问悬解》。此书中的“五运六气,南政北政”之说,大为发前人之未及。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日,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用七日时间撰毕《难经悬解》二卷,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为黄氏医案、杂著。
黄元御不但深于医学,道学、经学造诣亦相当深厚。乾隆二十一年(1757)二月,他在从事医著之余还应友人澹明居士之请写了《道德经解》一书,诠释其哲理,发挥其奥义。1757年六月又在精研易理十余年的基础上完成《周易悬象》一书,阐发阴阳八卦爻辞变化之理。四库馆臣评其《周易悬象》谓“近人说《易》中,独可谓学有根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乾隆二十二年(1758),黄元御在行医、著述生活中因过度劳累,身体中虚,渐成重症,抱病回到故里,居于昌邑城南隅书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九月十七日戌时,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四岁,归葬新郭祖茔。乾隆皇帝得知黄元御过世的消息后深感痛惜,亲书“仁道药济”四个字缅怀其一生的医术与医德。“仁道药济”意为“行仁道,以药济”,黄氏门生尊其为习医祖训。
轶事一
授御医”及乾隆帝赐匾额——“妙悟岐黄”传说如下。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黄元御行医北京,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医院与京城名医多方调治无效,帝疴渐沉,百医束手无策。当时,宫中有一太监为昌邑玉皇庙村人,深知元御医术高超,便向朝廷推荐,诏进时黄氏辞曰:“敝乃草民,不懂军臣大礼,恐万岁见责,有欺君之罪。”乾隆帝传谕:“免恕一切,至宫廷时对朕面只行叩首之礼。”并令侍官带奉银及绫罗缎匹为礼,再诏黄氏进宫。黄氏辞曰:“无功不受禄,敝乃布衣之士,岂敢接受。”帝怒,再赐以五品顶戴,按品赐银,再次传进。黄氏见再难推委,遂入宫。乾隆欲试其医术高低,故虚设一帐,令宫女卧其内,只露一手于帐外,让元御诊脉。诊毕退出,侍官请处方,元御道:“龙体凤脉,无药可医,恐不久于人世。”侍官回奏,乾隆闻言心悦诚服,乃知其为良医,即令御诊,诊后帝问:“朕得何病,应用何方治疗?”元御道:“万岁小恙,乃七分药毒三分病,须先进两帖去药毒,继服一帖治所病。”帝允诺,按方配服,病豁然而愈。乾隆帝大喜,赐以重金,元御皆坚辞不受,说: “吾非为官为钱,愿为社稷治病救人”。皇帝便命他入太医院为御医,并赐其楸木棋盘、玉石棋子一副,常与对弈,遂号玉楸子。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南巡,黄元御奉诏侍从,随驾武林(杭州),治途为人治病屡验,著方调药皆神效。皇帝感其学识,亲书御匾“妙悟歧黄”,悬于太医院门首。黄氏于太医院任职期间医术日益精湛,治愈多起皇宫贵族的疑难杂症,晚年更是著书立说,为中医学发展做出诸多贡献。乾隆二十三年黄元御于行医、著述中积劳逝世,归葬祖地。
此虽系轶事传说,然对黄元御医术之精湛,性格之清高,乾隆帝这位明君的性格处事等,描述得极为精辟。参之黄元御《四圣心源》自序:“帝眷之隆,何可恃也”,当有一定的真实性,而非纯系杜撰。
轶事二
黄氏乡居,以医负盛名。其女远嫁,生一子,出痘,势甚危,抱归求治。黄氏一见,即怒詈(li,音利),不过日晡(bu,读第一声,申时也),其速行!”其女长跪乞怜,黄氏不顾,呼人急驾骡车送之返。时赤日中天,舆人故迟迟其行,中途遇大雨,周身尽湿,舆人乃驾车回黄家,盖黄氏预嘱之也。时已日暮矣,黄氏率家人正伫立门外,灯笼相候,语之曰:“汝子生矣。此证内人已极,非用此法,不能挽救。吾默察天时,知今日午后必有大雨,故弄此狡狯(jiao kuai,音角快),不然,汝子岂能生哉!”遂处方与服,痘果透发而愈。
轶事三
黄氏尝夏月出行,有数人见其至,相与谋曰:“黄氏号为名医,吾侪(chai,音柴)盖试之。”一人故仆地,急招黄氏诊。黄氏曰:“此人仅能延数刻耳,哀哉!”群嗤之以鼻。黄氏曰:“毋!听其预言。汝等初意,乃与余为戏也,不知今当夏月,湿热交蒸,此人仆地之时,热毒之气已从口鼻吸入,内又有肠胃之病,感之而发,其来也暴,非药石所能瘳(chou,音抽)矣。”众不信,黄乃行。未几,其人果腹中绞痛,不数时即毙。人皆嗟叹,共称黄术如神。
轶事四
黄元御五代传人麻瑞亭(1903—1997),早年听其业师李鼎臣讲述过黄氏诊病轶事一则,简述如下。
时年黄氏在太医任上,沈阳一王爷之子病笃,遣人诣京,求乾隆帝委太医往诊,帝即命黄元御前往。即日起程,乘轿奔赴,夜不住驿,轿中假寐;食不下轿,果腹而已。至沈阳,直奔王府,报名而入,径往正堂,王爷降阶相迎。方落坐,黄氏未及请问,王爷即欲述其子病情。黄氏曰:“臣进府时,闻东厢有呻吟之声,可是小爷?”王爷对曰:“正是。”黄氏曰:“无须诊视,其肺已腐烂不堪,无药可医,惜哉!”王爷闻言,面露惊愕之色,旋即面如冷铁,起身曰:“先生少坐,本王去去却回。未几,侍者捧一盘呈与堂,视之,其内耐一腐烂人肺也,浊血流溢。黄氏大惊失色,方欲问其故,王爷已手握匕首而至,双手及利刃尽染血污,抱拳稽首曰:”先生神明,本王佩服!适才已将犬子杀之,此乃其肺也,果如先生所言。”黄氏惊倒在地,面如土色,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稍定,乞归。王爷允请,黄氏即刻起程,形容一如赴沈急促之状。至京,拜表奏乾隆帝诊病及王爷杀子始末,谢罪并乞归故里休养。帝不究其直言之罪,好言抚慰,准其所请。未及陛辞,即匆匆返籍,病卧不起。其子请问病由,黄氏祥告之,并曰:“为父已胆破神伤,医药无及,尚有百日阳寿,速请好友故旧一决!”果百日后而逝,时年五十有四。
按:《丹徒县志》载,有显贵延视女病、不知其在室也,断为孕,且言必男。少顷,已剖腹出胎来示。大惊,“耳遂聋”,名益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九峰,呼称王聋子的来源。而非黄氏之经历。
轶事五
军医馆久真堂的祖师爷。
鉴于第一次金川之战大批清军水土不服、疾病缠身,致使战斗力低下、伤亡惨重的情景,据说乾隆皇帝认为军士病症皆是经络不通,气血不循,正气不足造成,所以着尊经派的太医院御医——黄元御署理川军军医馆——久真堂,提供解决将士水土不服之症的方略。
临危受命的黄元御仔细了解了藏区的气候,官兵高原缺氧和高寒以及流行的伤寒、咳嗽等形象,予以将宫廷的秘方、宫廷中御药房中治疗肺病、咳嗽最好的药材和藏区的虫草、贝母、红景天等等名贵药材为伍,又使用人参、天麻、鹿茸、灵芝、桑黄等名贵滋补药材作为强劲官兵体魄的药引子,还把宫廷御药房银质药具和部分宫廷御药房作人一同前往成都,秘制出各类强劲体魄,提高免疫力,抗高原低氧环境的膏、丹、丸、散用于清军携带服用,以克各类低氧、伤寒、咳嗽、倦怠、疲惫等病症。期间黄元御通过了解士兵症状和用药效果,完善和补益了他的《长沙药解》的著作。所幸,杂谷土司之乱很快平定,但是军医馆——久真堂的秘制膏、丹、丸、散在驻军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获得了很高的赞赏,皆尊奉黄元御为久真堂的创始祖师爷,在军医馆的大堂悬挂乾隆手书褒奖黄元御“妙悟岐黄”的牌匾为荣,军医的医师皆自诩御医之门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中,定西将军阿桂首先整肃兵马,除了在汶川、打箭炉驻军沿途设置多处汤药处,遵照已过世黄元御为久真堂留下的各类研究方略,制造各类抗病膏、丹、丸、散剂,还特选13位军中勇士,根据不同体质用黄元御留下的医方调配,用上等的藏区虫草、贝母枇杷膏等给予服用。13位勇士服用该配方后非但昼夜不倦不病,反而越战越勇,最终取得胜利。乾隆大喜下特意褒奖久真堂上下医师。并准许悬挂着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妙悟岐黄”牌匾,遵照“仁道药济”的行医理念济世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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